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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南郊，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着明堂内外。
王莽身着华丽的礼服，显得威严而庄重，周围簇拥着一群毕恭毕敬的侍从和礼官。
在他的面前，一座由五色土精心堆砌而成的坛台矗立着，象征着天下的五方和五行。
坛下，新朝的公卿贵族们同样盛装出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期待和庄重。
这些贵族，无一不是新朝的精英，他们拥有着新朝赐予的爵位，数量多达两千三百余人。
而今天，他们将共同见证一场盛大的仪式——正式册命诸侯。
这一刻，他们已经等待了整整四年，他们是王莽稳固政权的“基本盘”，也是他必须竭力笼络的对象。
这些贵族之所以支持新朝，是因为王莽曾向他们许下一个承诺——恢复周代的封建制度。
然而，封建制度的核心在于“封土地、建诸侯”。
尽管他们早已被封为诸侯，但土地却迟迟未能到手。
新朝所赐的爵号，大多只是美称或寓意吉祥。
如刘歆被封为“嘉新公”，“嘉新”二字虽美，却并未体现具体的封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侯爵身上，如“说符侯”崔发，其爵号彰显了他的技能，却与封地无关。
这与汉朝的封爵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汉朝，王侯们的爵号往往直接体现了他们的封国，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建立社稷，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因此，汉朝在封爵时，首要之事便是勘验地图，确立国名，随后再进行印绶的授予等礼仪。
即便是没有封国的“关内侯”，其爵号也明确体现了地理特征。
然而，在新朝，这样的制度却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
除了少数在汉朝时期就已获得封国的贵族，以及王莽按照《诗经》国风名号所封的十几个公国之外，绝大多数的贵族都没有获得实际的封国。
他们的爵号，更像是一种荣誉称号，而非实际权力的象征。
尽管如此，当贵族们看到五色土坛时，心中依然燃起了希望。
因为在汉朝时期，分封诸侯王时，皇帝会从封国对应的方位取出一小块土，
用白茅包裹后赐给诸侯王，这象征着他们在封国建立社稷、宗庙的权力。
如今，他们期待着王莽也能赐予他们这样的茅土，让他们真正拥有自己的封国。
王莽的封建改制看似比汉朝更为激进，他不仅恢复了五等爵制、三等封国。
还承诺不论级别高低，所有诸侯都可以被授予茅土。
这让贵族们看到了希望，他们以为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
然而，随着仪式的进行，贵族们逐渐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
尽管礼官宣读了王莽的诏书，详细阐述了分封的规模和待遇，但明堂之内却并未出现绘制着封国地图的竹简。
按照汉朝的惯例，勘验地图、确立封国位置是封爵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如今，这一环节却仿佛被刻意忽略了。
贵族们开始感到不安和疑惑，他们担心这场看似盛大的分封大典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幌子。
而当王莽终于谈及地图事宜时，他的说辞却彻底击碎了贵族们的希望。
王莽表示地图户口的勘验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无法确定封国位置。
为了弥补贵族们的损失，王莽提议每月发放一定数量的俸禄作为补偿。
然而，这微薄的俸禄与贵族们所期待的封国和食邑相去甚远。
他们感到被欺骗和愚弄，一场原本应该欢庆的仪式就这样在沮丧和幻灭中落幕。
王莽的封建改制也因此沦为了一场笑话，新朝的爵制在贵族们的心目中彻底失去了威信……
始建国天凤元年三月（公元14年）
一次日食的发生引起了王莽注意。
他严格遵循儒家经典，认为日食是上天对人间政治失序的警示，因此决定策免大臣以应天象。
于是，大司马逯并被迫交还大司马印绶。
同时，王莽还以日食为借口，撤销了太傅平晏的“领尚书事”职务。
平晏身为“四辅”之一，原本以为这只是因日食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次进宫议事却让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当他带着随从进宫时，因随从人数超过规定而被掖门仆射阻拦。
平晏与仆射发生争执，并下令让太傅府的属官戊曹士将仆射抓捕。
然而，王莽得知此事后，竟派遣数百骑兵包围了平晏的太傅府，将戊曹士从府中抓出并立即斩杀。
这一事件对平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羞辱。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下属被斩杀，却无能为力。
这一刻，他明白了自己被取消“领尚书事”并非简单的走过场，而是王莽有意打压。
平晏曾为汉哀帝的丞相、汉平帝的尚书令。
对王莽的掌权、嫁女、登基都有过重要贡献。
然而，经过这次事件后，他深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于是选择不再过问政事，几年后黯然逝去。
即使是王莽深度信任的大司空王邑，在某些时刻也未能幸免于王莽的严厉。
就在平晏受辱的同时，王邑的一个下属，大司空士，在夜晚尝试通过奉常亭。
在古代，夜晚通过亭子通常是被禁止的。
曾经李广被免官后，一天夜晚饮酒后试图通过灞陵亭，但亭长因醉酒拒绝他通行，即使李广表明身份也无济于事。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大司空士身上，
当他向亭长表明身份并请求通过时，亭长却反问他是否有通关凭证。
大司空士在遭到拒绝后愤怒地挥鞭打了亭长，而亭长也毫不犹豫地拔剑反击，差点将大司空士斩杀。
剑光与血光交织，亭长瞬间酒醒，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于是连夜逃亡。
案发后，虽然郡县依法进行追捕，但亭长的家人觉得事出有因，便上书王莽为其求情。
出乎意料的是，王莽看到这封上书后宣称：
“这位亭长是在奉公执法，无需逮捕。”
王莽此举并非真的在赞扬亭长执法严明，而是通过赦免底层官吏来展示自己的王者权力。
这种对权力的运用和展示，让王邑深刻领会到王莽的意图。
所幸的是，那位大司空士并未丧命，只是受了伤。
王邑对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以示警诫。
平晏和王邑的这两起事件让新朝的高官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仅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加强对下属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