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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自开海以来，赣商们就已经嗅到了商业危机，却又无可奈何。
赣商多是草根创业，他们广布分散天下，有种蚂蚁精神，依靠合法合规的经营，把小生意经营到极致，默默的打下一片天地。
而且赣商们做生意不像徽商、苏商那样喜欢和政治沾边，搞官商勾结，特权垄断。
赣商也不会像粤商、闽商那样对抗朝廷政令搞违法走私贸易，或者像晋商、陕商那样割据一方。
正因为赣商们小富即安的精神，虽然江右商帮非常有名，生意遍布天下，却没有出现非常有名的大商贾。
江右商帮以陈楚生为首的赣商，敏锐的觉察到，这次朝廷设置商务司，规范化市场，对他们这些赣商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从今往后，赣商们只要向朝廷缴纳商税，也可以从海贸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不再是任由沿海商人拿捏盘剥，做一个原材料搬运工，赚那么点辛苦钱。
陈楚生率先表示，江右商帮代表赣商积极缴纳商税，支持朝廷的决定，并呼吁其他商帮也积极响应。
以广州商帮和潮州商帮为代表的粤商也紧随其后表态，支持朝廷政策，按规缴纳商税。
粤商无论对外海贸、还是国内销售市场都非常有名，除了经营手工制品、瓷器和药材外，更是对海内外出口数以百万计的铁质器具。
像广东佛山制造的铁锅称之为“广锅”，闻名于世界。
广东佛山的冶铁技术非常发达，正德十五年（1520年），广东冶铁年产量为1800万斤，到了嘉靖十年（1531年）增至2760万斤，占全国冶铁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可以说占了大明冶铁的小半壁江山。
可惜随着天启、崇祯年间时局败坏，广东佛山的冶铁产量却急剧下降，已经大不如前，年产量降至500万斤。
因为在天启、崇祯时期，广东佛山承担了太多“答应”公务，从而严重阻碍了冶铁发展。
按大明朝规制，宫廷和官府所需用的物品﹐可以通过岁办或采办形式﹐取之于各行业的商民。
商民必须无条件上供朝廷所需物品，这叫“答应上务”或“答应公务”。
在天启、崇祯时期，广东佛山承担起大量北方备虏、剿寇所用军械。
广东佛山作为大明最大的民营冶铁集散地，上供“答应”的铁器包括铁锅﹑铁灶﹑各种军器﹑铁钉﹑铁线﹑煎盆镬等。
而铁钉行蠹(即帮办的炉户)带差沿村诈索，不该“答应”的炉户也在官吏的聚敛之列﹐强行“取办”﹐致炒铸各行鸡犬不宁。
这种贪污腐败和欺诈行为，引发了工匠们的严重不满。
天启二年，发生炒铸七行工匠罢工反抗；崇祯六年，又发生耳锅匠﹑锯柴及诸炉户的反抗事件。
而且随着大明的各种天灾人祸，漕运堵塞，朝廷财政不足，已经无力疏通漕运河道，国内市场需求下滑，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也就没有了资本积累，佛山大量民营冶铁作坊纷纷倒闭。
粤商会表态支持朝廷设立商务司，一是因为自丁魁楚任两广总督以来，已经大部分开始实施商税了，现在朝廷出这个商务司的政令，对他们来说好像并不算坏事。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年多以来，朝廷扩建军工作坊，还有官方安置大量的流民，急需大量的铁料，朝廷通过明华堂的商业渠道，从粤商那里采购了大量的铁锭和各种成品铁器农具，光是铁锅就买了十几万口。
朝廷这次采买过程中，一改之前的征派手法，而是通过明华堂按市场行情的合理价格采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佛山冶铁制造业，也收获了粤商们对朝廷的信誉度。
大明朝廷以往的信誉和名声实在是太臭了，比如宫廷采买参与者一般都有太监，这些人通过购物短价、恶性敲诈、强行征派等不正常手段从中牟利，让商人们苦不堪言。
朱由崧为了改善市场经营环境，早就取消了“答应”这种宫廷上供制度，商人们已经无需向宫廷上供，少了那道遭受官吏盘剥的途径。
如今粤商们不想失去朝廷和国内的大宗贸易市场，所以也表态极力支持朝廷政策。
然而，其他商人仍然心存疑虑，认为这只是朝廷权宜之计，榨取商人的财富手段而已。
要知道大明的商人在朝廷眼中只是肥羊而已，朝廷的信誉在民间几乎为零。
朝廷官员勒索商人那是常有的事，像魏忠贤搞的“黄山大狱”就让江南商人们胆寒。
天启年间，歙县商贾吴养春，靠木材生意富甲一方，多次向朝廷纳捐粮饷，用于赈灾和备倭军饷。
天启大爆炸，皇宫毁坏房屋无数，吴养春又出资修建皇宫。
从吴养春的行为来看，肯定有一定目的性，但以大明当时那种风雨飘摇的情况来说，起码还算得上是一位义商了。
可惜，吴养春这样一位心向朝廷的义商，最终被当成肥猪宰杀，魏忠贤以贩卖私盐、盗卖黄山木植等罪名，逼迫吴家交钱。
谁知吴家交了罚银后，还被处以违抗圣旨的罪名，抄家灭族。
大明朝廷的信誉度，就是这样被败坏了的，江南的商人们对朝廷的政令有疑虑是正常的。
真正代表朝廷官方的邢如意没有直接出面，会议气氛紧张，各方言语观点激烈碰撞。
其实邢如意就在阁楼上的雅间，关注着商人们的举止，见下面存在争论的多是苏商和浙商，示意董小宛出面。
歌姫出身的董小宛并不怯场，现身后先对自己夫君冒襄点头示意，然后扫了一眼诸多商贾，说道，
“诸位所担心的，无非是朝廷收取商税，下面的官员趁机勒索商人财物。”
董小宛深知这些江南苏商、浙商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必须要让他们安心。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朝廷才决定设立商务司，以确保我大明朝拥有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
“这不仅可以保护商人们的权益，也为商人提供一个公正的平台，让商人能够合法放开手段经营生意。”
“同时，如果有任何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商务司将会成为你们申诉的渠道，保障你们的权益不受侵害。”
尽管董小宛说得头头是道，但一众江南苏商、浙商仍然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
董小宛明白，这些苏商和浙商势力雄厚，最担心的还是自身利益受损。
苏商以洞庭商帮为主体，其中不乏众多名门望族。
例如，历经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被誉为“山中宰相”的王鏊，就是洞庭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洞庭商帮并不以苏州或吴县为名，而是由席氏、翁氏、许氏、王氏等东山商人家族联合组成，并以太湖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
民间流传着“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说法，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经过长期的发展，洞庭商帮已经与财力雄厚的徽商不相上下。
明华堂拉拢赣商和粤商，用来制衡苏商和浙商，就是朱由崧定下的商业策略。
董小宛知道对于苏商、浙商给出一定的诱惑价值才行，当前洞庭商帮的会首是席家的席本桢，此人最是懂得左右逢源。
“明华堂为了响应朝廷的政策，扩大生产规模和效率，打算与诸位商人共享织造机械的技术。”
果然，董小宛此话一出，只见一众苏商、浙商都是眼神一亮，一儒雅中年男子说道，“董娘子此话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