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绍槐不再上街卖菜之后，家里少了一块贴补，老莫和桑水珠，顿时觉得手头重了。
虽然那些生产队，经常会来找桑水珠开后门买粪，而开后门都会送礼，但送的也只是东西，没有人会送钱，送钱桑水珠也不敢收。心里总觉得，礼不过是人情往来，钱就不一样，是贪污。
何况这礼，什么时候有或者没有，是不一定的，没有人会把收礼，列入家庭的正常收入和开支计划中。对他们家来说，这些收到的礼品，很多时候，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
有时候还说不定会是麻烦，这个以后再说。
有一些日常的需要，礼确实帮他们解决了，也省了不少钱。就像莫绍槐的寿材要油漆，桑水珠问了一个生产队长，她知道他们生产队，有一大片的漆树。桑水珠只是问他，他们那里有没有生漆买，结果当天晚上，队长就把生漆送了过来。
这些生产队送来的东西，往往都是他们自己的出产，比如玉米花生毛栗子，苹果梨桃子桔子和李子，春天的春笋，冬天的冬笋，养鱼塘里的鱼，大队养的活鸡活鸭。
生产队养猪场杀猪的时候，会有新鲜的猪肉，特别是猪后腿，桑水珠收到之后，会交给老莫，老莫用自行车驮着猪腿，去一趟大坝脚的食品公司，他有朋友在食品公司，请他们帮忙做成火腿。
每个生产队，也不常杀猪，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基本集中在年底，你送他也送，那几天，桑水珠他们家里的猪肉吃不完。
但没有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
看着那么些猪肉，桑水珠心里会想，送这些猪肉，你们还不如给我送板油。但这话她说不出口，天底下哪有收礼的，去指定送礼的送什么的。只能是人家送什么你收什么，或者不收。
对他们家来说，最好的礼，还真的是到了年底，生产队杀猪的时候，给他们送来的一篮子一篮子的板油。
桑水珠把这些板油熬成猪油，装在一只只坛子里，坛口先用一层从南货店要来的，包酱菜用的干荷叶，外面再裹上一层塑料纸，用绳子扎好，这猪油只要不动，放一年都不会蚝。
熬完油剩下的猪油渣，淋上盐，也用广口的玻璃瓶一瓶瓶装好。以后用来炒梅干菜或者放汤；煮面条的时候，用筷子在面条拨上几粒；或者梅干菜油渣馅，用来包麦粿，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有了这一坛坛的猪油，他们家一年炒菜的油就解决了，不然凭他们自己，每人一个月二两的油票，根本不够，要用肉票去买肥膘熬猪油。有了这些猪油，他们的肉票就可以用来买五花肉，一个月吃到一顿睦城其他人家，很难享受到的红烧肉，或者笋干炖肉。
省下来的菜油票，买了菜油，可以做油炸食品吃，每到春节的时候，桑水珠会炸虾片，还会做油炸馓子。
睦城镇上和周边的生产队，也种植油菜，每年会有油菜籽采收，但油菜籽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不允许农民自己榨油。他们必须把油菜籽交给粮站，以籽换油，每个农民按人头可以分到统销油票，定额和城镇居民一样，也是每个月二两，他们也没有多余的。
生产队送的这些东西，虽然在当时都是紧缺物品，但大多数都不好保存，特别是在还没有冰箱和冷柜的年代。
加上当时的人还比较单纯，根本就不会想到，收到的东西可以拿去转卖赚钱。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比投机倒把还要严重。桑水珠这个人做事有魄力，有魄力的另外一面，就是胆子大，她也没胆大到这么豁边。
生产队送来的东西，除了用于改善自己家的生活之外，用不了吃不了的东西，桑水珠会转送给他人，赚到的只是人情。
对他们家来说，物质上没有那么贫乏，但在金钱上，还是蛮紧张的。
老莫和桑水珠，每月工资都是四十多块，桑水珠每个月要给她妈妈五块钱，老莫厂里每个月要扣五块钱，作为互助金。这个互助金，是留给厂里的困难家庭，每个月快到月底，揭不开锅的时候，可以向互助金借钱，等到发下个月的工资，直接从工资里扣。
到了年底，每个人每月交的互助金，都会一起还给你，你可以拿着这一笔钱去过个年。
那个时候，所有单位都没有奖金这个说法，快过年了，工厂最多也就想办法去搞点鱼，便宜点卖给大家，然后一个人发两捆擦屁股的草纸，就算是年终福利。很多人还真的就要靠这退回来的互助金，才能把年过掉。
老莫和桑水珠，每个月自己还能开销的，加起来不到八十块钱，原来莫绍槐卖菜，每个月可以赚进二三十，现在这块没了，对他们家来说，其实损失蛮大的。莫绍槐那天说，你们要吃力了，也是这个意思。
莫绍槐没了卖菜的收入，桑水珠还要让老莫，每个月给莫绍槐五块零花钱，他就是每天去睦城饮食店，睦城饭店坐坐，总也要花钱的，还要抽烟呢。
桑水珠自己过得再紧张，她也不想莫绍槐在外面被人说，儿子和媳妇对他很苛刻，她和老莫，都丢不起这个人。
那个时候，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其他的门路和途径可以搞到钱，唯一可能的就是省。
这样，大林大头和细妹，他们每个月的固定零花钱，从原来的五毛，降到了三毛。而双林，老莫和桑水珠觉得他还小，用不到钱，本来一个月就只有一毛钱，再降，大概连老莫和桑水珠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一个月三毛钱，可以买两张电影票，或者六支奶牛棒冰，八支半赤豆棒冰，十支白糖棒冰，说是白糖棒冰，其实里面没有白糖，就是糖精水。白糖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东西，也要凭票。不要糖票的，只有看上去类似于红糖的，结成一块一块的古巴糖。
古巴糖的甜度不高，三勺古巴糖冲泡的糖水，最多只能抵一勺红糖，或者半勺白糖。
零花钱不够，大林大头和细妹，三个人就要自己想办法。家里的牙膏快用完的时候，三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谁都想成为最后那一个，这样就可以把牙膏壳藏起来。铝的牙膏壳拿去收购站，可以卖两分钱，铅的可以卖三分。
其实，他们也不是现在才感觉到没钱，在零花钱还是五毛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觉没钱，好像始终都没有钱，钱总是不够。
春节的时候，家里面拆猪头，猪头拆完的骨头，总是会被大头抢到，这些猪骨头晒干之后，可以拿去收购站卖钱。
每次老莫在杀鸡，细妹就蹲在边上候着，有一点点鸡毛掉在脚盆外面，细妹都要捡起来。鸡胗里面的那层壳，细妹第一时间就要抢在手里，就怕被大头抢去。
鸡毛和鸡胗的壳晒干，都可以拿到收购站去卖钱，也可以等到义乌人，挑着担子，戈丁丁丁戈来的时候，拿鸡毛和他换糖吃。
睦城的小孩，都把义乌人叫做“戈丁丁丁戈”，他们来的时候，挑着一对箩筐，箩筐是用来装鸡毛的，箩筐的上面有一个扁平的长方形的木头盒子，打开上面的盖子，里面是一整块颜色微黄的麦芽糖。
他们挑着担子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小锤子，还有一把敲糖用的刀，一边走，一边“戈丁戈丁”敲着手里的锤子和刀子。
放下担子，小孩子们马上拿着鸡毛围过去，义乌人把鸡毛放在手里掂掂，接着就用锤子和刀，戈戈戈敲下一大块糖，看着拿鸡毛的小孩。
小孩子不满意，嫌太少，义乌人笑笑，说好好好，再给你一大块，接着戈戈戈，敲下一小块，小孩子这才把鸡毛递给他，拿着糖跑开去。义乌人把鸡毛放进下面的箩筐里。
睦城一年四季，有很多流动的小贩，根据这些小贩卖的东西，做的生意，大家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鸡毛换糖和摇着拨浪鼓，嘴里喊着“洋针洋线洋袜子，牙刷牙膏牙缸子”，卖小商品的是义乌人；补缸补碗的是永康人；卖霉豆腐的是东阳或者诸暨人。
最厉害的那个，肩膀上扛着一条板凳，板凳上钉着磨刀石，一边走一边喊着“磨剪子勒，戗菜刀”的，是浦江人。
为什么说他最厉害，是因为大林和大头他们，学校包场看到吐的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个磨刀人老赵，就是肩上背着一样的板凳，喊的也是一样的词。搞得睦城的小孩一看到浦江来的磨刀人，就肃然起敬，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地下党。
大头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去药店给爷爷买头痛粉。一包头痛粉一分钱，一次买三包，爷爷每次都会给他五分钱，多下来的两分钱，就是奖励给他的跑腿费。有时候，大林也想赚这两分钱，两个人就一起跑去药店，给爷爷买这三包头痛粉。
老莫看到总是说：“这头痛粉真重，还要你们两个人去抬。”
头痛粉的包装纸上面，印着一个人用手托着自己的脑袋，表示很头痛，大头看着却一点也不头痛，而是感到很高兴。
大头最早能记住的药厂名字就是何济公。
很多年以后，大头自己也经常头痛，去了好几家医院，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他想起何济公的头痛粉，去药店找，还真的让他在一个柜台的角落里找到，药的包装纸上，还是印着一个人用手托着自己的脑袋，表示很头痛，大头一看到，觉得马上就不头痛了。
头痛粉已经涨到一毛钱一包，还是良心价，名字也改成了阿咖酚散。大头买了一大盒回家，很神奇，不管他是感冒头痛偏头痛还是酒喝多了头痛，一包下去，立竿见影。
搞得大头后来经常在去赴酒局的路上，喝下两袋头痛粉，似乎对醉酒还挺管用。
大头看着头痛粉，就会想起爷爷，他想这头痛粉，已经伴着爷爷走完他的一生，直到去世的那天，爷爷还在吃着头痛粉。现在，自己对头痛粉已经有了依赖，它看样子也要陪着自己走完一生。
想到这个，大头就笑起来，他不知道，这会不会也是家族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