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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佬请略过此章。
【天启崇祯年的奢安之乱】
（也是主角穿越的时间点。主角穿越于天启二年，而故事开始的时间点则是崇祯二年。）
明末天启年间，在西南地区爆发了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奢安之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进围成都达一百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反叛，进围贵阳达二百多天。后来成都和贵阳虽都解围，但战争却延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前后历时九年。
奢崇明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承袭了永宁宣抚使的职位后，和其子奢寅“久蓄异志”，图谋反叛。这时，后金已占领辽阳、沈阳。明朝政府为了加强辽东的军事力量，向四方征兵，奢崇明乘机上疏：“请提兵三万赴援，遣将樊龙、樊虎以兵至重庆。”樊龙等要求每一名士兵发给安家费二十两，明廷“减定十七两，计兵三万，需饷五十四万”。当时明朝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这五十四万两饷银，自然无法筹措，结果仅付四万两。天启元年，九月十七日，樊龙等以安家费不足为藉口，发动叛乱，“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遂据重庆”。重庆被樊龙占领后，奢崇明建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统属其众及外裔杂类数万，和樊龙“分道趋成都”，先后攻陷了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
天启元年，十月，奢崇明所部进逼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周著等看到奢崇明“锋甚锐”，于夜间“赴四门各敛兵入城”坚守。奢崇明“进薄城下，悬旌挑战，四面夹攻”。当时城内守军只有二千多人，在朱燮元等人的周密部署下，击退奢崇明几次攻城。明廷急调各处援兵，其中以石柱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最卖力。秦良玉得知奢崇明叛乱，就遣其弟民屏、侄秦翼明率兵四干直趋重庆，营于南坪关，“自统精兵六千，沿江溯流而上趋成都”。这时，“诸道援兵相继至”，收复了安岳、乐至等县。“然城亦日益增，无退意”。到十二月底“贼围城八十余日”，双方仍相持不下。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奢崇明的部将罗乾象与明军沟通为内应，正月二十八日夜在营内纵火，朱燮元即率明军夹攻。“崇明父子遁走泸州，乾象遂以众来归。”成都解围，被围共一百零二天。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传说奢崇明已攻陷成都，“安邦彦”遂挟安位反，自称“罗甸王”。安邦彦首先攻陷毕节，接着分兵进攻安顺。洪边土司宋万化纠合苗仲九股陷龙里。安邦彦自统十余万之众，渡陆广河直趋贵阳，二月七日包围了贵阳城。据当时防守贵阳城的提学道刘锡玄记载说：“（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罗鬼、苗仲合十余万，渡陆广河，逼龙场……伪称罗甸国王，传檄招摇入城。而二月初七日，果从城缺楼，蜂拥而入，数万之众，矢铳如雨，环五门外山头，于时筑城凿池，未时乘城，午时北门，转斗东门矣。”
贵阳守城兵“不及三千”“募兵四千”，围城后，又增加了总兵官张彦芳所率的援兵，共约二万余人。安邦彦在瓮城河一带击败了明朝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所率的援军。围城军队“日夜攻城，长梯蚁附，城几陷者数矣”。守城明军在巡抚李樗的指挥下，屡次击退安邦彦的攻击。这时贵阳城内的粮食非常紧张，仓库所储米粟草木败革皆尽。
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十二日，新任巡抚王三善所率二万明军进抵贵阳城下。安邦彦怀疑王三善“有众数十万，乃潜遁”，向北渡陆广河撤退。贵阳从二月被围，至已达十月之久，原来“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
朱燮元自击退奢崇明围攻成都以后，以守城功擢升为总督，兼巡抚四川。朱燮元乘胜恢复了资阳、内江、简州（今简阳）等四十余处。天启二年（1622年），朱燮元率军进逼重庆。奢崇明部属樊龙盘踞重庆已经九个月了。其地三面临江，一面通陆，易守难攻。副使徐如珂与石柱宣抚使秦良玉率兵绕出佛图关后，攻克重庆，杀樊龙等。
天启三年（1623年），朱燮元召集诸将商议，欲直取奢崇明巢穴永宁（今叙永）。他说：“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便改变战略，佯攻他处，密令诸军于长宁集中而后出击，败奢寅于土地坎，攻克永宁。“抚定红潦四十八寨”，接着又攻克旧蔺州城（今四川古蔺）。奢崇明、奢寅父子“率余众走水西龙场”，依安邦彦。
崇祯元年（1628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自号四裔大长老，其部众各号元帅，筑宫室，置妻妾，奢、安势力又扩张起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同其子奢寅先后死去，安邦彦亦失去了得力的羽翼。崇祯三年（1630年）春，朱燮元乘奢、安内乱之机，出兵收复遵义。奢、安之乱最后被平定。
【万历三大征—播州之战】
万历十八年（1590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明廷廷主剿主抚不一。二十年，逮杨应龙于重庆对簿，许以征倭自效。杨应龙得释后复拥兵进攻州县，二十七年，陷綦江（今属四川），明廷大震。次年二月总督李化龙在重庆誓师出兵。遣总兵刘綎进兵綦江，破楠木等三峒。四月刘綎突破娄山关。陈璘及土官安疆臣亦攻克青蛇囤、落蒙关等要隘。十八日合围海龙囤土城。六月初六攻克海龙囤，杨应龙自杀。杨氏从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入播州起，共世袭二十九代。二十九年分播州地为二，置遵义、平越二府，改土官为流官。
【万历末期的矿监暴乱】
临清民变：明神宗时临清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宦官马堂征税山东临清，其爪牙数百人，白昼抢劫，抗者以违禁罪之；征税及于米豆。遂激起民变。远近罢市，市民聚众万人纵火焚马堂衙署，杀其爪牙三十七人。事后，官府镇压，编筐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自称首难，为官府所杀。
武昌民变：明神宗时武昌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宦官陈奉征税湖广（今湖南、湖北），所到之处，为恶多端。是年冬，武昌、汉阳民变，万余人冲进官舍，投石击陈奉。奉调甲士保护，杀民众多人。分巡佥事冯应京劾陈奉十大罪状，被革职。二十九年，缇骑至武昌捕应京，武昌市民数万再次包围税使衙门。陈奉逃匿，民众执其爪牙十六人投江中。四月陈奉被召还。
苏州民变：①明神宗时苏州民众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织造太监孙隆在苏州滥征商税，又令一织机收银三钱，以致机户停业，激起民变。织工葛贤聚众包围税监衙门，焚烧孙隆党羽住宅，击毙一人。孙隆逃亡杭州。事后，为避免株连，葛贤挺身投案，至四十一年始获释。②明熹宗时苏州市民反魏忠贤斗争。见“五人墓”[38]。
京西民变：明神宗时矿徒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太监王朝管督北京西山煤矿，大肆勒索。窑工和运煤夫不堪忍受，聚众涌入北京示威，迫使朝廷撤回王朝。
云南民变：明神宗时云南民众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云南税监杨荣恣行威虐，在滇前后杖死数千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又因求马不获，毒打指挥使樊高明，逮系指挥使贺瑞凤，并扬言尽捕六卫军官。指挥贺世勋等率冤民万余人，杀死杨荣及其党羽二百余人。神宗闻之，数日不食。后贺世勋等下狱死。
辽东兵变：明神宗时辽东军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辽东税监高淮搜刮士民，数与边将争功，又克扣军士月粮，激起众怒。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卫军卒哗变，誓食淮肉。锦州、松山（今辽宁凌海西南）亦相继兵变，攻围高淮。高淮惧而逃回关内。后被召回。
【明末海魔王的崛起—料罗湾海战】
天亮前约15分钟，看见料罗湾最靠海的那个角有两三艘戎克船出来。我们放哨的戎克船，按照命令，发炮3响作为信号，于是我们立刻准备出战。那时天慢慢亮了，结集的中国舰队全部出现了，他们分成两队，兵力为140-150艘戎克船。其中约有50艘特别大的战船，其他的都是坚固的中型与小型戎克船。从中有一队向我们航来，极力要去抢占我们的上风，这事他们从上方无法完成。这第一队船队乃绕去靠近我们后方，要去绕过岸边，而其他船只则留在我们的上风摇晃。那第一船队抵达岸边以后，有几艘快艇立刻又从下方上来。他们看起来，配备有相当的大炮与士兵，士气旺盛，跃跃欲试，使我们确信他们通通是作战用的戎克船。我们在神的帮助下，打算击败这群说谎的人。这时他们分别向我们靠过来，有3艘同时钩住快艇“布洛克海文”号[插图]，其中1艘毫不犹豫、荒诞、暴怒。他们对大炮、步枪与火焰毫不畏惧，立刻将“布洛克海文”号快艇的船尾点燃，虽然该快艇还从船头用步枪、火器拼命抵抗，但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摆脱他们。不久以后，据所能看到的情形，该快艇自行引爆，炸裂整个船尾，随即沉入海底。停泊在靠近岸边的快艇“斯洛特迪克”号[插图]被4艘他们最大的戎克船钩住，被中国人跳进船来。有两次，我们把那些中国人打出船外，但最后还是被接着跳进来的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击破，而被他们夺去了。快艇“威棱坚”号则拼命往港外航去，因为它被很多大战船追赶，那些大战船显然决定要来钩住它放火烧燃。快艇“库克”科跟太多的中国战船交战，周围都被包围得我们再也看不见该快艇的身影了。最后，经过勇敢的抵抗之后，据所能看见的情形，它完全没有希望走开了，也距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率领“布列丹”号、“布莱斯维克”号、“海堡”号、“威棱坚”号与“萨利姆”号费尽力气终于摆脱了非常多的火船，往外逃去。我们现在才发现，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全部舰队都准备成火船，他们不是要来交锋作战，相反是要来钩住我们的船放火烧燃。即使是装备精良的最好的大战船，也是一钩住我们的船，就放火烧燃起来，一瞬间火焰就那么惊人地高蹿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那里稍事停留之后，全体转帆顺流，决定立刻航往大员，不再停留下去。
原来，郑芝龙与邹维琏拟定了一个“海战焚夷”的方略，将所有的船只都装配成了火船。早前，名将俞大猷曾提出了“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的大炮巨舰海战理论，所以郑芝龙一直致力于按照荷兰式样打造新舰，但新式舰船却因普特曼斯的偷袭损失殆尽。福建水师虽得到了郑芝龙老上司熊文灿援助的乌尾船，但若与荷兰的坚船利炮展开正规战则无异于以卵击石。不过荷兰大船终究是木制，最怕火攻，这是当时明人发现的道理：“夷舟坚大，剿灭之法，非短兵可接，小舟可及，计惟火攻一策”，“轻舟蕴火，编菅秉秆，如墙而进，上风纵火，蔑不胜矣”。荷兰史料也多次显示荷兰船最怕火攻攻击，比如曾称“对中国人的大军我们可不必过于忧虑，只要能保证我船在港湾不受火船的威胁”。
此役，明军“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斩夷级二十颗”。《热兰遮城日志》11月24日记载，约有100个荷兰人被俘虏；而明代文献记载，福建水师“阵亡者八十六名，重伤者计一百三十二名”，荷兰人则认为“中国人和船毫无损伤”。
借助料罗湾之战的胜利，郑芝龙不仅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证明了谁最终才是中国沿海的主宰，同时也向明廷显示只有他才能够化解荷兰人带来的危险。战后，郑芝龙恢复原职，而巡抚邹维琏遭到革职回籍的处分。关于邹维琏被革职的原因，《明史》明白地说：“当国者温体仁辈雅忌维琏，而闽人宦京师者腾谤于朝，竟坐是罢官。”这背后肯定有郑芝龙的影子，因为郑芝龙仍有用得着荷兰人的地方，他只需要满足荷兰人一定程度的贸易需求，让他们无意再挑起战端即可。而邹维琏却一再反对与荷兰人贸易，认为将他们彻底驱走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