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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当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冲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齐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说起楚国人们总能联系起屈原，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衷的过程。屈原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有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他又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渐渐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入楚，用重金通过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几次兴兵伐秦，都大败而归，只得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修复楚、齐关系。
4、争霸中原熊通子楚文王定都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中原的中原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
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后来的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前606年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
前597年，楚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一时，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晋、楚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倡议弭兵，奔走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令尹子木之间，使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蔡、曹、许、邾、滕等十四国于宋召开弭兵大会。结果由前述十国签订盟约，规定除齐、秦等大国外，小国须既朝晋又朝楚，霸权乃由晋、楚二强平分，尊两国为共同霸主。史称‘向戌弭兵’。
5、楚国文化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楚国的图腾是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