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实施酷刑的过程中，却病态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
在颁给七位将军的诏书中，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行刑的详细经过，并难掩喜悦之情地写道：
“今日天气和清，行刑可谓恰到好处……”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王莽再次慷慨地册封了五十五位列侯，并宣布大赦天下，以示庆祝。
受到王莽的激励，七将军所率领的军队对翟义和刘信展开了更为猛烈的追击。
在十二月的严寒中，他们将圉城团团包围，并发起了迅猛的攻势。
很快，圉城的城墙在七位将军的队伍猛攻下轰然崩塌。
翟义与刘信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抛弃残兵败将，乔装打扮，仓皇逃亡。
然而，逃亡之路并未走远，在圉城南不远的淮阳国固始县，翟义被追捕归案。
并随即在淮阳国的治所陈县遭受了与亲人同样的磔刑，分尸后暴尸街头。
而刘信和王孙庆二人则始终未能被抓获，他们的下落也成为了谜团。
或许是在乱军之中丧命，又或许得以侥幸逃脱。
很快，赵明、霍鸿等叛军也被击溃，陈崇与一众英勇的将士们凯旋而归，他们的身影在长安城的夕阳下显得格外威武。
围观的百姓们欢呼雀跃，为他们的胜利而振奋。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亲眼目睹汉军以如此辉煌的姿态归来……
为了表彰将士们的赫赫战功，王莽在未央宫的白虎殿设宴劳军。
大殿内灯火辉煌，酒香四溢，将士们欢聚一堂，举杯共庆，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对朝廷褒赏的期待。
陈崇作为此次战役的监军，对战事经过了如指掌。
因此，他被王莽特别指定为考定军功的负责人，以确保行赏的公正与准确。
这本是论功行赏的常事，但这一次却不同寻常。
王莽借此机会，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的爵制，以此作为儒家改制的一部分。
在王莽及其儒学顾问们看来，汉朝延续秦朝施行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诸侯王制都是不合礼制的。
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周朝的五等爵制，才能彰显儒家的礼仪之道。
尽管周代的爵制实际上十分复杂，但王莽等人却坚信周朝施行的是五等爵制。
其实，早在汉成帝时期，汉廷就已经册封殷商、周朝的后裔为公，以示对先贤的尊崇。
因此，仿照周朝进行爵制改革在当时已经是朝野的共识。
王莽只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行，将这一改革付诸实践。
在这场盛大的宴会上，王莽亲自宣布了爵制改革的决定，并亲自为将士们授爵。
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士们被封为侯、伯，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
而那些次等的将士们则被封为子、男，他们的付出同样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与此同时，二十等爵制中的关内侯也被改称“附城”，寓意着他们如同附庸一般，紧紧依附于朝廷的统治之下。
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叛乱，竟然在短短三个月内，仅经历了两场较大的战役便宣告失败。
尤为可悲的是，这是长达两百年之久的大汉王朝，所能展现出的唯一一丝反扑之力。
想当年，刘氏坐拥天下，民心所向。
可如今的民心，也早已被王莽悄然夺去。
王莽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与精心布局，如今天下百姓心中，都深深地刻下了“王莽”这个大好人的名字。
而反观现在的皇帝老刘家，却被天下人指责为缺德之辈。
这其中的转变，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之后，王莽依照刘崇的先例，对翟义家族实施了残酷的惩罚。
先下令毁坏翟义的宅邸，深挖坑洞，灌入污水，使其化为一片废墟。
更是将翟义的父亲翟方进及翟氏先祖在汝南郡的坟墓掘开，焚烧了他们的棺椁，并对翟氏家族实施了夷灭三族的酷刑。
与一般的夷三族不同，翟氏家族的孩子也未能幸免，全族被斩草除根，不留一个子孙。
所有被斩首的尸体被集中推入一个大坑中，上面撒满了断肠草等剧毒之物，以诅咒他们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
这场胜利极大地刺激了王莽的信心，使他和他的亲信们更加深信天命已经发生了转移，上天不再庇佑刘氏家族。
与此同时，刘氏宗室成员们基本上放弃了扭转这一趋势的最后希望。
一些宗室成员甚至比普通的谄媚者表现得更加忠诚，他们敏锐地抓住时机，在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站出来为王莽摇旗呐喊，以示支持。
例如，舂陵侯刘敞因被王莽视为安抚刘氏宗室的典范而感到庆幸。
尽管他曾牵涉进翟义的叛乱，最终不仅全身而退，还将儿子刘祉从监狱中成功救出。
这对以忠厚谨慎著称的父子自此更加小心翼翼，唯恐触怒王莽。
又如清河纲王世系的新乡侯刘佟，在王莽嫁女之际，勇敢地站出来请求增加王莽的封邑。
这一举动让王莽大为感动，特地将刘佟赐姓为王，以示恩宠。
此外，还有泉陵侯刘庆，他的封地位于偏远的零陵郡。
尽管与刘崇同属长沙定王世系，但因祖辈迁往富庶的南阳而逐渐疏远。
刘庆在汉宣帝末年继承爵位，历经沧桑岁月。
在王莽赐九锡之时，第一个公开主张王莽居摄政事。
可惜他早逝了，未能亲眼见证王莽的即位。
王莽更是断绝了刘庆之子继承的爵位，这也标志着刘氏宗室与皇权的彻底割裂。
同时，广饶侯刘京、曾参与讨伐刘信的七将军之一的刘宏等人也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
纷纷向王莽报告祥瑞之兆，并请求他即位为真皇帝。
这些举动无疑为他们赢得了王莽的青睐和赏识。
中山王刘成都、郚乡侯刘闵、明德侯刘龚以及曾请张竦代笔的刘嘉等人也先后上书颂扬王莽的功德，并因此被赐姓为王。
这些宗室成员的行为充分表明了他们对于王莽的忠诚和支持。
在大臣们中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后世王朝覆灭后屡见不鲜的“遗民”与“殉国”现象，而在西汉末年，却几乎不存在。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莽的感召力之强、人心更替之快以及天命转移之不可阻挡。
根本没有“人心思汉”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