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悠然度过。
淳于长本就是王家外戚，又因为聪明伶俐，嘴巴子甜，特别讨成帝和太后欢心。
自黄门郎起步，迅速攀升至列校尉诸曹，旋即便被提拔为水衡都尉，更兼侍中之职，一跃成为汉成帝身边的红人。
不久，又升任卫尉，统率未央宫禁卫，肩负起皇帝的安全重任，位列九卿，其受宠程度远超同僚王莽。
一日午后，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宫中青石板之上。
王莽、刘歆、杨雄三人，趁着侍奉皇帝的间隙，悄悄聚在了一处偏僻的角落。
王莽略带忧虑轻声说道：“近日来，我观朝廷中风气日下，多有浮躁之辈。
他们只知阿谀奉承，却对国家大计视而不见。
我等身为臣子，当如何自处，才能不负皇恩，不负苍生？”
扬雄微微一笑，道：“巨君兄所言极是。
我虽不才，却也深知儒学乃国家之根本。
若能以儒学为指引，推行改革，或许能挽国家于危难之中。
只是，这改革之路，必将充满荆棘，我等需有心理准备。”
刘歆点头附和道：“子云兄所言极是。
只是，如今朝廷中今文经学博士们占据主流，他们多知表面文章，却无实质行动。
我等若想推动改革，还需先取得他们的支持，或是寻找其他有力的盟友。”
王莽沉思片刻，目光坚定地道：
“我观表兄淳于长之升迁，多得益于阿谀奉承。
然而我等并不屑为之，唯有凭借才学与品德，方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扬雄笑道：“巨君兄此言虽有一定道理，仕途之路，并非全靠外力相助。
自身才学与品德才是根本。
我等只需坚守本心，努力进取，相信终有一日能得志。
但同时，也要学会审时度势，寻找合适的时机和机会。”说着，破有深意的看了王莽一眼。
刘歆也道：“子云兄所言极是。
我等虽同处黄门郎之位，但各有志向。
巨君兄年轻有为，将来必成大器。
我与子云兄虽年长几岁，却也愿助一臂之力。
但这改革之事，需从长计议，不可急于求成。”
王莽像是读懂了杨雄的深意，却并未多做延伸。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国家大事与个人抱负，便各自散去。
王家之势也越发壮大，如烈火烹油一般，蒸蒸日上。
在朝廷之外，王氏子弟们更是竞相追逐奢侈生活，积聚了大量财富。
各家府邸中美女姬妾成群，奴婢仆人更是数不胜数。
日日狂欢纵欲，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与地位，更是大肆建造豪宅。
堆土山、起亭台，甚至在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幢幢相连，一眼望不到边，其奢华程度令人咋舌。
其中，成都侯王商的行为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他竟以养病为由，请求汉成帝将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更是凿通长安城墙，将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了一片人工湖。
在湖上泛舟时，张设帷帐、羽盖，悠然自得地行船，并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越歌曲以助兴。
那些婉转悠扬中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在湖面上飘荡。
汉成帝得知此事后，怒火中烧。
长安城作为“帝城”，是皇帝的神圣居所，宛如天宫一般，其庄严与神圣不容侵犯。
然而，王商竟敢凿开长安城墙引水，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皇帝权威的严重挑战。
但考虑到王商是母亲的亲属，汉成帝最终还是咽下了这口气，没有对他进行严厉的惩处。
与此同时，红阳侯王立父子的“事迹”也在长安城中广为流传。
他们藏匿亡命之徒，豢养的宾客中很多都是罪犯。
因前任京兆尹王章之死，现任司隶校尉、京兆尹虽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轻易插手管理。
曲阳侯王根，其行径之过分，更令人咋舌。
为求居所更加奢华，竟擅自拆除了“高都里”与“外杜里”之间的隔墙。
长安城中的百姓们更是作歌讽刺道：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一日，成帝携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身着便服，微服私访于市井之间。
途经王根这座气势恢宏的宅邸时，即便身处宅外，也能清晰地望见庄园内那座高耸入云的土山。
更为过分的是，土山之上所建的渐台，其造型与装饰竟与未央宫内的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颇为相似。
那“赤墀青琐”的装饰，红色的台阶，以及门窗上涂成的青色十字连环花纹，无一不是天子专属的制式，其僭越之心，昭然若揭。
面对如此肆无忌惮的僭越行为，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彻底引爆。
他深知，若不严惩，必将动摇国本，损害皇家的威严。
于是，立即召见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王音并非成帝亲舅舅，但向来行事谨慎。
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不敢轻易插手管理。
此番被天子召见并斥责，心中也惶恐不安，连忙将天子震怒的事情告知了王商和王根，劝他们收敛行径，以免惹祸上身。
然而，王商与王根却并未将王音的劝告放在心上。
反而效仿王凤一贯的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匆匆赶往王政君的住处。
一见面，便声称自己有罪，请求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以谢罪。
王政君见到兄弟二人如此狼狈不堪，心中自是疼惜不已，哪能坐视不管？
于是，她立即差人去找儿子求情，希望能为兄弟二人平息这场风波。
成帝闻听两位舅舅未先请示于己，便径直寻至母亲面前告状，好不容易压下的怒火彻底爆发。
当即召见了司隶校尉与京兆尹，痛斥二人对王氏五侯的阿谀奉承与放纵不法。
言辞之犀利，使得这两位官员在宫外磕头如捣蒜，惶恐不安。
随后，成帝又正式向大司马王音下了一道策书。
其中不仅痛斥王商与王根径自向太后告状，使自己陷入不孝之境，还略带嘲讽地言道：
“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何其庞大，哪像我孤身一人，又身患疾病……”
策书之上，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为彰显其决心，成帝命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至其宅邸，扬言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处。
同日，又命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将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的做法与依据上报，以备自己参考。
此番雷霆之怒，几乎是成帝即位以来前所未有。
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被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深知，王氏家族的权势虽盛，但终究来源于汉成帝。
于是，纷纷自带死刑刑具，长跪于未央宫前请罪，以期能够平息天子的怒火。
然而，事实上，成帝既缺乏坚定的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来治理朝政。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思想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免背负不孝的恶名。
因此，他并未打算大开杀戒，只是借此机会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行径。
于是，王氏家族既拥有显赫的权势，又得到皇帝的溺宠，逐渐就被视为灾异的来源。
他们一边享受着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权势带来的荣耀与富贵，一边也承受着朝野所指、被视为灾异的沉重压力。
按照当时的外戚体制，一旦新的皇帝登基，王氏家族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