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意安排的吧。”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我的长远目标了。”穆祺心平气和：“怎么，你觉得我辛辛苦苦发展生产力，是为了给飞玄真君服务的吗？”
刘礼正欲开口，却忽的打了个冷颤——他猛然记起来了，在他们这三人组当中，穆祺一向都是最极端、最癫狂、最不愿意妥协的那一个。他是绝对纯正的，不容丝毫怀疑的，激进派。
这种激进到不顾一切的人物，会安守本分的为一个尖刻残酷的封建帝王服务，老老实实的缔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变法”吗？
……当然，对于飞玄真君来说，盛世是会有的，财富也是会有的，连无边无际的权力也是能保持的；但是，由激进派赠送的礼物，可从来都是在暗处标好了价格哟。
第73章谋划
如此沉默了片刻,刘礼喃喃开口了：
“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穆祺很坦诚：“说实话，你不能指望我能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运筹帷幄，提前几十年就预定好结局。大多数时候我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要等到后世的结果展现在眼前，才能勉强猜出事情的进展……”
他敲了敲桌子，又调出来一份资料。比起啥都不懂只会看着洋人拍马屁然后在被褥里扭得像条特大号蛆蝇的老登,他这个现代人至少还知道穷根究底,花费偏差值翻一翻这些暴论的底细。而果不其然，费神一翻后立刻就找出了华点——据这篇暴论引用的资料介绍,那本由洋道士斯密写成的意林风大作《中华见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原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但流传到欧洲后却大受欢迎,直接缔造出了后世赫赫有名的“自由放任学派”，主张以华为师，效法大安,减少管制减少约束，克制权力恢复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只能说,欧陆大儒也是大儒,上头之后小嘴叭叭的很会念经。
不过大儒的水平还是有的。斯密的原典里对“自由放任”的论证非常粗糙，仅仅是以飞玄真君的“无为而治”作为证据。而后世的欧洲学士们就非常专业了，他们设法弄到了大安内阁的档案,在详细统计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虽然甲寅变法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快速繁荣,生产活动日益复杂，但内阁处理的公文却并没有明显的变动；如果以公文的数量来衡量政府的权力,那么经济发展居然并没有导致权力的扩张——这还不能说明大安朝廷“高贵的克制”吗？
能开宗立派的人就是不一般，你看看这反思的角度和方法,不比纯粹硬舔的低端货色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要不是身处其中明晰根底，恐怕穆祺也要被忽悠得精神错乱。
不过没有关系，欧陆大儒念的经准不准是一回事，人家找出来的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从公文数量来判断政府权力确实是非常精妙的思路，如果变法几十年经济扩张十几倍后公文数量居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变法没有触及根本。”穆祺平静道：“国家的制度仍然是落后、保守、腐朽的，这种草台班子一样的朝廷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过多的事务。它不是不想管，而是纯粹的管不了，或者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要管。在朝廷有限的管辖之外，大量的经济活动基本是在毫无约束中野蛮生长，虽然生机勃勃，但也混乱不堪……”
的确是混乱不堪，从所谓豆汁阁老的尴尬事件中就能发现端倪了——堂堂中华上国的朝廷，居然连一个最基本的合同预估都无法完成，直到粮食运到港口才后知后觉的发现仓库不够，不得不临时紧急调拨；而调拨来的府库又居然破烂成了那个样子，存放半年不到就一烂烂一片，臭气熏得人人欲呕……毫无估计、毫无预期、毫无管理，和村口唱大戏的有什么区别？
这种连多余的粮食都应付不了的体制，你指望它去管理像摊大饼一样迅速扩张的经济活动，那实在是想太多了。
可能是在相父身边呆久了，对这种虫豸满地人均佞幸当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的情形太过陌生，刘礼一时愕然不语，却又猛的醒悟了过来：
“不对吧。朝廷都摆成这样样子了，经济是怎么高速增长的？”
卧槽难道你小子还真是个隐藏在激进派中的放任主义者不成？！
“因为新兴的经济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
穆祺随意挥一挥手，召唤出一副地图：“这是变法第三年的工业分布图，绝大多数工厂都只是小规模的纺织作坊，炼钢的高炉和采煤的矿场有所增加，但依旧只是农耕时代的小打小闹。”
他再挥一挥手，地图随之更易，星星点点的工厂从各交通要道长了出来，已经笼罩了大半的国土：“到变法第十年，炼钢高炉与煤矿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说明已经在工厂中推广了大型机械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
“什么大型机械？”
“对钢铁和煤炭的需求如此之高，多半是原始的蒸汽机。”
刘礼被·干沉默了。十年时间速通第一次工业革命，这种级别的技术扩张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而技术进步所激发出的生产力也必定无可思量——所谓推力够大板砖都能飞，产业革命就是生产中无往不利无所不胜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金丹，区区十年之间一连吞下七八颗十全大补丸，当然能把经济补得龙精虎猛活力十足，可以拖着朝廷中那些脑满朝肥的老登一起向前飞驰，即使没有什么引导，都能单靠着野蛮生长创飞一切的阻碍。
自然，这种级别的技术进步是不太可能自发诞生的，必定是有人蓄意操纵主动出手，以开了外挂一样的眼光反复为生产注入活力。而这种揠苗助长助长一样的生产力狂飙，效果也必定是相当微妙——大安的衮衮诸公们连管理旧时代的生产方式都吃力之极，甚至还得依靠海外的白银才能统一货币；现在让他们去管理什么蒸汽机炼钢炉，但真的是太为难人了。
换言之，朝廷对经济的约束必定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小，越来越臻至欧陆大儒所鼓吹的那个“无为而治”的放任主义。但这种放任并非主观意愿而纯粹是客观上的无奈，变法越到后期，大安的体制就越发畸形——一个萎缩的、孱弱的、只能依靠本能行事的大脑驾驭着一句强大而健壮的躯体，表现出来的效果当然会非常之诡异。
刘礼低声道：“这不就是吕布骑狗吗？”
“吕布骑狗一般指核心强大，边缘衰弱。”穆祺纠正他：“实际上大安的局势恰恰相反，所以这不应该叫吕布骑狗，应该叫阿斗骑赤兔——还得是三岁的、没有赵云护送的阿斗。”
刘礼：…………
刘礼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