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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
地主和士绅阶级最喜欢的就是灾年。
普通自耕农抵御自然灾难的能力差，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度过灾年。
能帮他们的首先就是地方官府。
但...
很多地方官员会想办法隐瞒不报，甚至丧事喜办，把灾年说成丰年。
因为当时的人比较迷信。
认为天灾是人祸造成的。
哪里出现了天灾，就意味着那里的地方官治理有问题，追究起来地方官要负主要责任。
其实不仅官员如此，皇帝亦是如此。
以明英宗为例，正统四年京师一带天灾不断。
明英宗为此下了罪己诏。
实际上。
有明一朝的罪己诏共有有二十七份。
数量最多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有六份罪己诏。
其次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代宗朱祁钰，他们各有五份。
英宗，世宗和神宗各有两份。
惠帝，宣宗，宪宗，孝宗和武宗各有一份罪己诏。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官员不敢如实上报灾情。
就算如实上报，开仓放粮也需要手续和时间。
灾民根本等不及。
於是百姓们就只能求助於有存粮的地主和士绅。
面对主动找上门的灾民，地主和士绅并不会像影视剧中一样对殴打驱赶灾民。
相反的是。
他们会连夜开设粥场，赈济灾民。
他们每天只会供给灾民少量的稀粥，吃饱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至於饿死。
当消息传出，附近的灾民会蜂拥而至。
这时候地主和士绅才会露出真面目。
他们会劝说灾民，让他们用土地换取粮食。
灾民不同意？
好！即日起停办粥场。
灾民们本就没多少存粮，为了来这个粥场，所剩不多的粮食也在路上吃完了。
粥场一旦停办，他们既没有存粮果腹，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他们去别的地方求生。
况且。
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会丧失所有理智和自尊心。
别说土地了，就是妻儿和自己的性命也都可以成为交易的筹码。
於是地主和士绅们便轻而易举，且合理合法的完成了土地兼并。
而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只能给地主和士绅当佃户，或者依附地主士绅，成为奴仆。
佃户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收入的五成要交给地主。
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要交田赋。
（明代不同地方田赋税率不同，以杭州府为例，田赋税率最高为百分之十，最低的地方税率仅为百分之三。）
这还没完。
剩下的钱既要养家糊口，还要交名目繁多的徭役。
当时粮食亩产本就不高，剩下的存粮勉强养活一家人。
一旦遇到灾情粮食减产，佃户为了活命只能向地主借粮度日。
由於天灾不断，导致佃户的负债越来越多。
矛盾也越积越深。
於是农民起义爆发了。
为了平息暴乱。
崇祯一方面派兵围剿，一方面通过免除赋税和徭役缓解矛盾。
紧接着大力推广抗旱抗旱的农作物，同时在地方组建监察官员的机构。
在这些因素外加旱灾缓解的情况下，起义的农民越来越少。
可是崇祯知道。
矛盾只是被暂时缓解，并未得到解决。
矛盾的根源是什麽？
土地兼并？
非也！
这只是表象。
真正的根源是财富的垄断，也可以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垄断。
不同时期，财富的载体不同。
在古代，这个载体是土地。
为什麽封建王朝很难超过三百年？
三百年不是封建王朝的极限，而是土地兼并的极限。
王朝末期的社会，绝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下面的百姓除了三间破草房和几件破衣服外，一无所有。
不......
他们还拥有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务。
若想解决矛盾的根源，就需要帮百姓免除债务，同时重新分配财富。
也就是重新分配土地。
可士绅地主肯定不会主动把地分给百姓。
那麽...
就只能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了。
强硬的手段有很多，但能用的寥寥无几。
总不能下旨让地主把土地分给百姓吧？
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符合常识。
所以崇祯的办法是发动战争。
通过内战重新分配财富。
既然要内战，首要任务是找到有财富的敌人。
其实不用找，地主和士绅阶级就在那里。
但阶级不是实体，无法成为名义上的敌人。
崇祯只能找阶级的利益代表下手。
地主和士绅阶级有两个利益代表。
朝堂上是东林党，朝堂下是郑芝龙。
有了敌人，就要找发动内战的借口。
这个借口既要足够充分，还要具有正义性。
否则他打不赢这场仗。
崇祯的办法是：逼反敌人，再以平叛的名义出兵发动内战。
逼反郑芝龙容易，毕竟已经掌握了他的罪证。
对郑芝龙来说，在不反必死的前提下，造反是他唯一的出路。
那麽接下来崇祯要做的就是逼反东林党。
东林党里都是聪明人。
逼反一个人本就不易，逼反一帮聪明人更是难比登天。
崇祯的办法给东林党制造出一种不反必死的局面。
他借着太子在南京的机会，让东林党押宝太子。
在平辽之後重用谢三宾，并开始装病，扩大党争的同时让东林党发生内讧。
随後。
崇祯在中间挑拨离间，让党争恶化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程度。
最後。
崇祯要让所有人意识到他要换太子。
东林党已经押宝太子，如果崇祯真的要换太子。
不但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会成为徒劳，还会被党争搞的家破人亡。
如此一来。
东林党将和郑芝龙一样，面临不反必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