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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中曾言及，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诚如《道若秘》所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当前我齐国形势，应要切实改善民生，在扩大商品对外出口的同时，也要努力增强百姓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故而，在国家财富分配上，要进行必要之调整，逐步提高百姓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率。也就是说，要相应增加工人的劳动薪酬，使得他们能有更多的余力进行商品消费和物质享受。”
1732年8月22日，在大兴地标性建筑东方大厦里，正在举行一场热烈的图书发行大会，由著名经济学者、作家齐元翰主持编撰的《新管论》正式定稿出版，吸引了国内诸多学者、文人，以及大商人、工厂主的到来，共聚一堂，针对此书中观点和学说，进行激辨和讨论。
《新管论》，顾名思义，就是仿照先秦经济著作《管子》一书，就齐国乃至整个世界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包括资本产生的过程，生产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以及探讨了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和资本生长方式，同时也从经济角度考察和描述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依存关系和复杂矛盾。
这本鸿篇巨作，是想告诉人们，什么是经济，什么是财富，财富又是如何构成的，增加财富的途径和方法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这些财富的问题。
这本书摒弃了欧洲流传甚久的重商主义学说，更否定了华夏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土地并不是价值的主要来源，提出了劳动和技术创新的基本重要性，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社会生产的大幅增长，抨击了神州大陆和欧陆诸国那套阻碍工业发展的腐朽、武断的政治限制。
不过，这本书的最大的经济理论贡献，不是劳动分工，不是财富分配，不是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其中的财政思想，而是齐国孜孜不断追求和推进的“经济自由主义”。
换句话说，《新管论》的理论财富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信仰就是“经济自由”，以及从中衍生出的“贸易自由”。
细究而论，这本书所论述的诸多观点并不是作者所原创的，更没有多少前瞻性，基本上都是前人都已经充分论证过的，或者是此时整个时代的共同认识。其最大的贡献无非就是把这些思想集合起来了而已，里面甚至还有些许错误和逻辑上的瑕疵。
但是，该书出版刊印后，却没有人会真正否认这本《新管论》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价值意义。
在齐元翰编撰此书之前，尽管齐国的经济学界或者工商界领域中不乏璀璨的星辰，但均不足以照亮整个经济学的世界。
《新管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
通过该书，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高高的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新管论》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独占经营，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或者企业才会出于趋利而采用最合适的经营方法，工厂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被迫提高。
“既然要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政府的过多干涉，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比如，我们这些经营工厂和贸易商社的人，除了履行缴纳各种赋税后，至于如何经营管理，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怎么用人，支付多少工资，要求工作多长时间，以及是否开除不合格的工人，皆由我们自行处置，政府就不该过多干预和约束了吧？”
“非也，非也！”齐元翰听了，笑着摇摇头，“前秦轻重家癸乙曾说过，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贿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凡政府者，需利用政治干预经济，调控市场，平衡各色人等的利益，保护百姓之生存基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工人困顿不堪，且家无余财，诸位所拥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又将卖与谁呢？退一步来说，若是任由工厂主和工人之间自行处置彼此之间的事务关系，但以工人的弱势地位，岂能争得自己所属的权益？”
“诸位需知，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的。因而，他的薪酬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育妻儿，维系家庭生活，而没有足够的薪酬，工人这个群体就将消亡，工厂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丰厚的酬劳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经济遇阻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败落的自然象征。蒙元之败，前明之溃，当为鉴矣！”
“受教，受教！”
“……既然该书认为市场需要绝对的自由竞争，摈除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独占经营，那么齐爵爷如何看待国内诸多获得特许权的专营公司？”
“《管子权修》中言及，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政治，也使用于经济。昔年，管仲通过重奖那些射猎飞得高的天鹅、鸡的人家，驱使人们改良弓箭的质量，此真为不言之教！”齐元翰捋了捋颌下的胡须，不疾不徐地说道：“发挥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推动作用，并不等于政府撒手不管，放其自任。实践证明，自由竞争的市场也有其局限性和滞后性。市场机制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地对经济进行调节，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比如，城市的百姓供水、烧火薪碳，以及下水管道的营建和维护，街区的清洁卫生，公共道路的修建，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性行业，若是完全任由市场自由竞争，那么必然会造成此类行业无人问津，或者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畸高，让无数百姓难以承受。故而，这些事关民生的经营企业，必须由政府授予专营权，并提供相应财政支持，如此才能更好的为帝国千百万子民带来更好的民生福利。”
“齐爵爷，事关民生福祉的产业由政府指定专营，授予特别经营权，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在我齐国还有许多盈利性产业或者行业领域，却被政府授予几家公司专营权，禁止普通个人和商社进入，比如，汉洲矿业联合公司、黔州矿业联合公司、地中海贸易公司、埃及苏伊士铁路公司，皆为独断专营，此为何也？”
“呵呵……”齐元翰闻言，不由笑了笑，轻声说道：“诸位，你等以为上述公司都是普通身份吗？不论是汉洲联合矿业公司，还是黔州联合矿业公司，就是苏伊士铁路公司，哪一家不是承担了政府的某些专属职能？所以，这些垄断专营公司，我们不妨将其当做政府之手的外延，不能将它们混同于市场上那些充分自由竞争的普通公司。以《管子》而论，政府通过渠展之谋，实现对部分战略资源的垄断，取悦天下，如不竭之水，滋养万民。”
“……”
在某一瞬间，齐元翰会觉得自己就是那舌战群儒的诸葛孔明，羽扇纶巾，谈笑间一一化解和驳斥诸多质疑和反对言论，使得自己成为整个会场的绝对主角，耀眼而璀璨。
齐元翰生于绍宁元年，虽然他也是太祖一脉，而且还有一个男爵的封号，按照辈分算，还是当今永隆帝的叔爷，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跟陛下之间的血脉已经很淡了，只能算是沾了点边的皇室宗亲。
不过，齐元翰自幼敏而好学，尤其是对经济之道和数学知识尤为兴趣浓厚。绍宁十七年，进入帝国大学就读。
在大学时，他碰到了对他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教授宋书文，他所教授的华夏传统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为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泰平三年，齐元翰从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大学讲师，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
泰平十一年齐元翰受聘担任大兴东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出版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成为国内享誉盛名的经济学教授。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萌生了写一本集合经济知识之大成的专著的想法。为此，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授的职位，回到长安，半隐居于祖辈留下的庄园之中，开始倾注于《新管论》一书的写作。
泰平帝闻知后，对齐元翰的著书行为大加赞赏，并以皇室的名义，给予他两万元资金支持，还对他无限开放皇家图书馆，将皇室珍藏的各类典籍借给他作为著书参考资料。其中，不乏大量太祖和太宗皇帝的笔录和施政纪要。
经过七年的反复打磨，今年八月，《新管论》正式出版发行，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获得巨大的成功。
第一版五千册在一周内全部售完，现在又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出第二版三万册。
据闻，永隆帝和内阁总理在该书第一版发行后，便立即购买了一本，并放置于案头，日夜品读。
这个时代，齐国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已近尾声，齐国建立了以蒸汽动力为主的大工业模式，在整个世界中已经取得了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角逐中，也是遥遥领先。
伴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扩大，无数的贸易公司相继成立，建业、威海、大兴、桂州、广宁等众多城市，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或地区贸易中心。
而齐国为了将自己海量的工业制成品推销到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贸易自由，要求所有国家破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允许商品不受任何阻碍地自由交易和流动。
在国内，新兴的工商阶层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处于野蛮而无序地发展状态，在拼命压榨工人，攥取劳动价值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性问题。
早在数十年前，齐国的物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对应的，包括道德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内的其他学科专家们也想仿此提出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各自领域内的运行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辩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己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和稳定秩序。
《新管论》的出版发行，就被认为是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定理”，将指导和引领经济行为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它就像是一本为国家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揭示了经济运行的规律。
“《新管论》一书，将成为经济学这个专门学科形成的标志，而该书作者也将成为它的创始人。”
“齐元翰将以《新管论》一书，或将跻身于文宗大家之列！”
“《新管论》将彻底奠定自由竞争于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并籍此会改变整个齐国，乃至整个世界！”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富的真正根源在于百姓的创造力，而保证百姓的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始终是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治理上的根本责任。”齐元翰站在发言台上，意气风发，震耳欲馈，“经济之要，在于两个目标：其一，给百姓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百姓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给国家提供充足的收入，使政务得以进行。”
“总之，经济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