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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毕自严这个财政主官达成共识之后，胡文霆和毕自严两人首先决定去和皇帝朱由检进行沟通，向他详细说明推行新税收政策的好处，然后争取得到他的全力支持，最后再由内阁讨论通过。
在听了胡文霆的一番解释说明之后，再加上有毕自严这个专业人士的背书，朱由检很快就同意了胡文霆关于对新产业实施新税率的建议。
接着就是毕自严和胡文霆两人又对新税收规则进行了细化，当然期间主要是由胡文霆根据后世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不少针对性的堵漏条款，保证新税收规则至少在几十年内不容易出现明显的漏洞。
比如，对房产的首次交易和再次交易，胡文霆根据后世的实践，提出了阶梯税制，对于保障类的住房，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点点契税；到了改善性住房一级，契税就按照五十税一来收取；对豪华型住房，则按照二十税一的标准来收取。
当然了，在首次交易过程中，也就是从胡文霆手中把房子卖出去的时候，所有契税都是由胡文霆这个卖方来承担的。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新税制似乎是对买方并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无论是从百姓角度，还是从那些勋贵大佬们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概率就会小了很多。
紧接着的条款就是对房产再次交易的征税标准进行了规定，同样的，对于普通住房的交易印花税，还是几乎可以忽略。再往上档次的住房就要根据房主持有年限来适用相应的税率了，持有年限在一年以内，将对再次出售的房主征收翻倍的交易印花税。
随着持有年限增长，适用的税率相应的降低，直到持有时间满了五年之后，才能适用最初各自的交易税率。
对于房产交易方面的高税率，胡文霆特别强调了有年限限制这一点，毕自严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交易不是越活跃越好吗，为什么反倒要对其进行限制呢？
胡文霆就把后世的恶意炒房现象以及其中的缘由向毕自严进行了一番描述和解释，这又让毕自严是听得目瞪口呆，惊叹胡文霆考虑问题之仔细以及目光之长远。
接着胡文霆又向毕自严建议除了银行业之外，对水泥、玻璃制品等产业也同时进行税率调整，并美其名曰战略性新兴产业调节税。因为目前这些产业都还只是掌握在胡文霆手中，因此，胡文霆估计到时候对此表示反对的声音也会比较小，那么此时正是对该类项目进行税制调整的大好时机。
又经过几天时间的反复论证之后，毕自严终于把完整的税制调整方案提交到了内阁，让一帮内阁成员们进行审核，在他们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上呈皇帝进行最终批示，然后就可以正式发布实施了。
大家都知道因为大明开国皇帝老朱同志的创意，在明代了除了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之外，在后来的时间里，朝廷是没有设置丞相这一职位的，这种用几名阁臣代行丞相职责的制度，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用担心为一些有野心的人取代。
这种由皇帝个人集中所有权力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大明覆灭。从理论上讲，该制度是能保证皇帝的大权不会旁落的，但后世有名俗语叫做，“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老朱同志之后，经过数位皇帝的实践证明，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
内阁成员一般为三至六人，作为皇帝可能（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只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这名经常被皇帝咨询的内阁成员和另外的几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
但是后来这情况就慢慢的发生了变化，比如明神宗朱翊钧（民间称万历皇帝）时期非常有名的张居正同志，就已经被称为首辅或称元辅，从称谓上我们就能看出来，此时内阁成员已经有了地位高低之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时候，内阁其他大学士的任命还会由时任的首辅推荐，比如万历曾在圣旨中明确规定，其他内阁成员的职责就是辅助首辅办事。
也正因为内阁成员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之后内阁成员为了得到首辅这一位置，而形成的常态化竞争。说常态化竞争，那是好听的，事实上又有哪一次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呢。
比如说在万历登基之前，也就是隆庆时期，高拱是仗着自己是隆庆皇帝的帝师，所以先后挤走了时任首辅徐阶，赵贞吉等人，同时还让李春芳、陈以勤等内阁成员不敢多说话，从而最终夺取了内阁首辅的位置。
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也都是对高拱服服贴贴的，张居正也一样，他知道只要隆庆皇帝还在，那么作为他的老师高拱就不会被从首辅这个位置下赶下来。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隆庆皇帝只在位六年之后，就GAMEOVER了，这个时候就轮到历史上着名的朱翊钧同志上台表演了，朱翊钧同志在登上皇位之前，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张居正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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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居正同志就在心中暗暗思忖，同样都是皇帝的老师，你高拱可以做首辅，我号称有天纵之才的张居正是不是更可以呢？
于是张居正在经过一番设计之后，就在背后悄悄的给了高拱一刀，因为高拱当年曾在内阁说过这么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张居正在利用这句话对高拱进行攻击时，就巧妙的把它换了个说法，于是当时的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听到之后，就是这么一句话了：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顿时被吓得大惊失色，因为除了这句话之外，还有后来很着名的太监冯保在一旁进行暗示，说高拱有另立藩王的打算。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过多久之后高拱就被拿下了。
当然了，张居正这么做的目的，除了想坐上那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首辅之位以外，还有另一层附带的因素在内，那就是张居正还有一重身份是徐阶的弟子。
在古代的那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思想指导下，张居正同志来这么一手，你搞倒我老师，我就搞倒你来为我的老师报仇，不仅无可厚非，相反还可能为世人所称道呢。
当然了因为张居正任首辅期间过于强势，没有充分考虑到朱翊钧这位少年皇帝的感受，于是在他死后，高拱马上就通过遗着《病榻遗言》，狠狠的还了张居正一刀，导致了张居正在人死后，还被彻底的进行了一番清算。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明代的内阁制度看似完美，实现了中央集权，充分体现了皇权的唯一性。但是在首辅这一相当于旧时丞相的特殊职位出现之后，老朱同志设计这一制度时所希望达到的平衡就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后世就有人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整个明代历史就是一部黑暗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其中首辅的争夺过程就是一个权力的争夺过程，每个参与到争夺当中的人，都是嘴上喊着正义凛然的口号，但实际上大多数干的都是卑鄙奸诈行径。
在说完明代的一些内阁逸事之后，让我们再接着说一下内阁的权力以及运作流程。
实际上，历史上自从出现六部以后的历代以及明代初期，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老朱同志撤掉中书省、并提高六部的品秩以后，六部就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初期的职权还在内阁之上。
但随着内阁地位的不断提高，又拥有所谓的票拟权，内阁因此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六部的权力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因为内阁毕竟又不同于中书省。当初老朱设立这一制度时，六部是不必听命于内阁的，同时要求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
于是就形成了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相应的六部又会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内阁的控制。因而内阁和六部之间不时的出现争权斗争，尤其是争夺其中的人事权。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
在一般情况下，大臣们向皇帝提出建议的奏折，先送往内阁，内阁在进行审议之后，由内阁大臣草拟出相关的意见，并把意见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并呈送给皇帝御览，这叫做“票拟”。
然后，皇帝用红字对内阁的意见做批示，称为“批红”。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仅仅会批写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本，其余大多数的“批红”，都会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
虽然从永乐时代开始，其后的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因此一些史料上有称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内阁的重要性。
但是，历代的皇帝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因此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们分享。所以内阁在法理上的地位又有些尴尬，而且在有明一代，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总之，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阁臣与皇帝之间的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明代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同时皇权与内阁之间的矛盾，亦反映为明代内阁成员，尤其是其中的所谓首辅，能得到善终者很少，能作出突出政绩的也不多。
对于大多数内阁成员来说，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出身，入阁后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内阁成员的组成并不稳定，没有固定任期的保障，也因此使得经内阁出台的相关政策没有了连续性。
于是明代与汉、唐、宋等几个朝代相比，其所谓辅相的业绩也就并不显着，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大多都没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根本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内阁的权力没有在法理上得到保障，因此也时常被内廷的司礼监所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真有抱负也难于施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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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朱同志当初废丞相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老朱的后代当中出现能力稍次或者性格比较偏执的人物时，嘿嘿，朝政就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了，这应该也是当初老朱同志根本没有想到的吧。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笔者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明代的内阁制度使得权力过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可能导致独断专行，忽视大臣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影响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容易引发政治腐败，皇帝身边的亲信和官僚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阿谀奉承、弄权舞弊，破坏政治生态。
此外，这也可能削弱政府的制衡机制，使得其他机构无法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助长权力滥用的风气。
最终，这种权力集中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民众的声音无法得到充分表达，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
当前胡文霆所处时代，朝廷上下，社会各界上的各种糜烂表现，已经对上述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话说，毕自严的奏折到了内阁之后，老成持重的内阁首辅成基命，在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认为该政策的实施，并不会对目前的局面有太大的影响，于是，就准备草拟意见，通过该项政策。
期间，代表东林利益的内阁成员周延儒似乎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之处，认为这项政策的出台，可能是对工商业全面加税的前奏，于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其理由同样是认为其违背了祖制，有盘剥百姓的嫌疑。
本着敌人反对的，我就要坚定支持的原则，同为内阁成员的温体仁迅速对周延会儒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目前国家财政正处于困难时期，小范围的对一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是有利于国家财政增收的。
再说，根据该项政策的适用范围，它针对的只是目前很少量的产业以及人员，并不会对底层大多数的百姓造成任何的影响。
最终，成基命把几种意见都写在了上面，决定交由皇帝本人来进行最后的裁决，就是所谓的乾坤独断。
朱由检毫无疑问当然是表示绝对的支持，然后朱由检批示意见之后的奏折，按照流程就到通政使司的户部给事中手中，由其进行最后一道审核。如果他认为不符合规矩的话，可以进行封驳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还是有可能导致该项政策难产的。
结果，户部给事中在看到上面一大堆新名词之后，仔细核对了一下，发现并没有对自己方面的利益造成什么影响，于是就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并没有对其进行封驳，而是直接就放行了。
然后，朱由检批示后的奏折又顺利的回到了户部毕自严的手中，由他组织人员形成最终的条例之后，就可以颁布实施了。这就是大明目前的政治生态，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事不关己，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国事最终会糜烂到什么程度，是没有几个人会去认真考虑的。
毕自严当然也明白其中的缘由，于是就在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之后，就继续干他该干的工作去了。毕竟他通过和胡文霆的一番交流之后，对大明的重获新生，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不久之后，大明的税制调整补充条例就正式颁布实施了，朝廷中除了有小部分人对其中关于银行方面的条款提出异议之外，大部分人同样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他们很想看看这阵子以来，在京城闹得很欢的胡文霆在看到这份条例之后，又是怎样一个愁眉苦脸的样子。
有些心理比较黑暗或者曾经被胡文霆坑过一次的人，甚至还暗自在心底里对胡文霆画上了几个圈圈，并进行了一番诅咒：“加税、加税，加得越重越好，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赚钱！”
当然了，也有和胡文霆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比如刘文炳、巩永固、王家彦、范景文等人，纷纷来人或者来信向胡文霆进行询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对里面详情了解得并不多的王家彦、范景文等人甚至为胡文霆产生了担忧，以为他和皇帝的关系出现危机。
而刘文炳等人则在得知这个加税政策居然是胡文霆主动提出来的之后，更是对其充满了惊讶，认为这世上还真有怕钱多的主啊。
胡文霆也没有向众人进行更多的解释，只用一句话来进行了概括：“这事是得到过陛下同意的，大家要相信陛下的英明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