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玉封平刚夫人，范增这边被燕王任为亚卿，太子门下都是喜气洋洋，连续欢饮数日。
范增既为亚卿，自然不能再待在太子门下，故而燕王赐了范增一所大宅，就在宫外不远，和太傅鞠武府邸相比邻。
范增的家眷，早就来到了燕国，姬丹怕范增无人可用，遂自太子门下拨了五十僮仆和二十个女侍，送给范增使用。
范增新官上任，跟着鞠武熟悉政务，倒是忙碌的很，姬丹这里，汇合门下众人，集众人所长，参各国之用，详细商议逐项变法之道，以便缮写成文交给范增以备使用。
这争论最大的，就是重农耕还是农耕和工商并重的问题。
重农耕有重农耕的道理，所谓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国家要富强，基础就是必须能拿的出足够的食物来供给百姓和军队。没有那一个诸侯，在百姓和军队都饿着肚子的时候，还能称雄于天下的。
国家的粮食，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是靠庶民经过艰苦的劳作，一粒一粒的从地里收上来。庶民的耕作，就是为国家效力的过程，因此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鼓励农耕，多一人耕作，国家就多一份产出，少一人耕作，国家不但是少了一份粮食产出，还多一个人吃饭对粮食的消耗，因此，大多数宾客建议，以农耕为本，以工商为末，重本抑末。以求发展。
这种政策的优越性，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那就是秦国，自从商君在秦变法以来，虽然后来商君惨死，但秦国历代君主，均奉耕战为国策，百余年来，已经雄强于诸侯。可见重农耕，绝对是强国之本。
但也有人反对，道是农耕虽为国家根基，但工商也不可偏废，无农不稳，无商则不富，农家耕作纺织，也需互通有无，比如食盐，家家非用不可，如果没有商贩，长途贩运，则百姓如何得以食用？况农户耕作，镰、锄、稆之类，非工无以制造，非商无处可买，可见工商之徒，也是国家必须，决不可强行抑制。
况且当初商君变法之时，秦人所居，不过是关中一隅，一心农耕，足以快速积累国力，但如今秦人纵跨十余郡，川中巴蜀，上地太原，出产各有不同，工商之类虽然为人所轻，国家亦常以罪人视之，但毕竟也是蓬勃而起，可见强行抑制并无大效，我大燕，南自赵齐，东至辽东，或有游牧之畜，或有鱼盐之利，或有耕种之丰，正可擅用商贾，以通有无，何必效秦之故智。
提倡重视农耕之人，也承认商贾交流有无，实属必要，但对于工商与农耕并重，仍是不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国中庶民百姓，唯农耕最苦，一丁日夜耕作，不过数十亩，养数口之家，风调雨顺之时，不过温饱，一旦有灾，全家衣食无着。好不容易农闲，又需参加劳役。而商贾之人，往来贩卖，低进高出，转瞬就是一倍乃至数倍之利，所或之丰远在农人之上。重农抑末，尚且人人思弃农而为商贾，何况二者并重？
二者并重，即是轻农，国家之基，必然不稳。
宾客之中，争执很激烈，做主的姬丹很头痛。
关于中国重农之策的利弊，历代多有论述，都认为民以食为天，农耕乃是国家的根基，故而自秦以下两千多年，各朝各代，都是以农立国，每当一个王朝稳定下来，最先执行的就是重农之策，也往往通过农业的恢复，快速到达王朝的繁荣和稳定。
重农之策，并非只是一句话而已，而是伴随着土地分配的调整和开垦的进行，以秦国为例，重农，首先是授田制的实行，通过授田，使得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力量，而这一主体力量的强弱，又成为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力量。
作为小农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家庭，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成为社会的组成单位，赋税的征集，兵役的征集，都是依附在重农之后所配属的户籍制度上。
在经历一个动乱的年代之后，往往由于人口的减少，大地主等上层阶级的衰败，为新的帝国和王朝进行土地的再次分配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分配中，土地的富裕和相对的平均，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小农经济的产生，进而快速的达到产出的相对富足和整个社会供应的增加。而让整个帝国进入一个繁荣期。
比如汉帝国建立之后，在高祖刘邦削平异姓诸侯之后，文帝、景帝行黄老之道，减少兵役劳役的征集，使得农业快速恢复，粮食生产达到了极大的丰富，根据测算，在汉代初期，人均粮食的供应水平远超过现代一倍以上，文景之治的最大的标志，就是仓储丰满，竟然导致了由于储存的时间太久，粮食腐烂在仓，穿钱的绳子烂掉，钱拎不起来的现象。
再如著名的贞观之治，也是在大唐帝国实行均田制、府兵制之后，短短十几年间，农业极大规模的恢复，物产丰盈，竟然到了每斗米不过三四钱的地步。全国数千万人口，一年的死刑犯人不过才二十九人。
但是，重农政策的另一面，则是在中国的百姓当中，随着重农观念传导，土地被当做了最根本的资产，追求土地的增加，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孜孜不舍的目标，每次帝国的繁荣，经济的发展，都是不断促进着土地兼并的进行。而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原本构成社会经济主题的小农经济也不断遭到破坏，导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得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构的破坏。进而让帝国开始进入恶性循环，走向衰败。
比如大唐朝，正是随着经济的极大繁荣，人口的不断增加，均田制和府兵制渐渐败坏，导致了募兵制的盛行，而募兵制士兵的长期服役和私兵化，才使得安禄山之乱有了条件。进而瓦解了唐帝国兴盛的根基。
可以说，在中国的历代帝国中，重农思想下形成的小农经济，一直是帝国存在和兴盛的基础。恰如现今的西方社会当中，占据社会构成的主题中产阶级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没有一个庞大富裕的中产阶级，单是位居社会两头的无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一定是一个不断动荡，无法稳定的社会。
正是不断重建的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断摧毁和重建的动态稳定当中，在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这持续两千年不变的重农思想的不断巩固和执行，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始终是在一个基本的水平面上不断的重复。而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快速进入商品和资本社会。
而这一点，恰恰在封建社会的中期，产生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富裕的宋朝。宋帝国的诞生，是建立在篡权和征伐的基础上的。故而在历朝历代，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建立田法的朝代，也就是没有主动进行土地调整的时代，正是在宋代，产生了最强大的内外贸易，使得商品经济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原帝国处于了相对最虚弱的地位，先是不断受到辽、夏两国的敲打，然后又先灭于金，后灭于蒙元。
门下宾客的争论，各有各的道理，而后世的记忆的例证和各种观点，更是让姬丹拿不定主意。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政策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如何选择帝国根基和社会根基的问题。
门下宾客看到的是现在，但姬丹自己，则是希望能为一个千年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帝国打下一个良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基础。作为一个来自于后世，站在两千年哲人、先贤肩膀上的后来者，自己要做的，不仅是能与古人比肩，而是要更强才对，否则也就枉费了老天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穿越的机会。
但是长远也是建立在现在的基础上的，没有现在，再美好的未来都是空中楼阁，自己必须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找到那一个最佳的点以兼顾现在和将来。
那这个点在哪里呢？
以农为本？重本抑末？
农不可不重，不重农则国无根基。可是为什么要抑末呢？不抑末不行么？
自己在诸侯争雄的道路上，不也是想先外后内么？不也是想在大势面前，另辟蹊径么？
在历史上，好像真正的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执行的就是一个重农不轻商政策。而正是有了唐太宗的奠基引领之下，大唐才能国富兵强，民丰物阜，向外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央帝国也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典范。
或许以农立国，以商富国，农商兼容并举才是一个更好更完美的道路！
本章是不是有些枯燥呀？呵呵呵，没办法，不枯燥没法说明问题，收藏吧，以后就不枯燥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