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马回周桥！”
得知天宣帝及宗室、王公大臣三千余众前日就从汴梁西北的青城寨，被赤扈人押送北上，徐怀站在山崖之上半晌无语，临了吩咐左右中止今日的行程，备马随他返回周桥。
此时一条崭新的驿道，衔接青衣岭吴寨河东岸以及周桥淮水北岸的渡口；驿道从石门岭东侧通过，也将沿途包括石门岭巡检司在内的三处乡司连接起来。
这也是青衣岭-周桥-罗山防线的西段部分，驿道从北往南约六十余里路程——防线的东段部分，从周桥沿淮河南岸直抵师溪河口东岸的罗山城，但这一段淮水走势随金牛岭的山势呈N字形迂回，总长逾两百里。
这亏得徐怀将罗山以东璜川、淮川、光山等光州地区交由荆湖北路都部署司所辖的宣威军接手。
荆湖北路位于大越腹地，长期以来驻泊禁军规模，与京西南路相当，仅有三厢宣威军禁旅七千余众驻守江陵府、黄州等地。
不过，在赤扈人南侵之后，荆湖北路就紧急从州县征调兵马，宣威军及江陵府军在景王南下襄阳之时，集结规模就超过两万。
赤扈人再次南侵时，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都已经做好率部北上勤王的准备。
奈何朝中议和派到最后时刻还指望能与赤扈人划河而治，担心召集勤王|兵马会激怒赤扈人，破坏乞和，临时传檄江陵（荆州），严令刘献不得擅自出兵北上。
刘献虽为士臣，但与顾蕃一样，都有在边州任事的履历，对兵务还算熟稔，并非完全不识兵之人，才得以出任一路之经略安抚使主持军政事务。
景王南下襄阳之后，宣威军合并南阳府军扩编至两万人众，刘献则亲率一万兵马进驻光州。
与楚山行营虚外守内之策不同，刘献亲率主力直接渡淮，驻守淮河北岸的淮川城；在抵达淮川之后，刘献进一步从南逃难民征募健勇，在短短一个月内，使得在光州境内的宣威军兵马规模到达两万。
荆湖北路除了照前例向襄阳上缴一百万贯钱粮外，其他粮秣钱赋皆可自支。
而荆湖北路在合并随、郢等州县之后，计有一府十州，领七十余县，人丁超过六百万众，又占据富庶的江汉平原，可以说是财大气粗。
不要说宣威军扩编到三万人了，就算扩编到五万、八万乃至十万，荆湖北路也都承受得住。
这是楚山此时远远所不及的。
楚山目前除了直辖两县外，每年仅能从襄阳额外获得五十万贯军资。
眼下左右骁胜军、左右宣武军每年拨付的军资补给，初定都是一百五十万贯。
而陕西、河洛两地除了所辖之域，钱粮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还将从川峡四路征调六百万贯钱粮弥补不足。
虽说鲁王赵观还没有正式答应拥立景王赵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马在葛伯奕、韩时良、葛钰等将的率领下，也从青州、齐州往徐州、寿春（寿州）一带转移；随之是不计其数的民众携儿带女抢渡淮河往南逃亡。
与后世受黄河夺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时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荆湖、江东的富庶之地。
倘若鲁王一系能在徐州、寿春站稳脚，以淮南之钱粮养十万兵马也是没有问题的。
相比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来，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
长江两岸的农耕已经成体系的发展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亩产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丝织、棉织业发达，造船业及沿海制盐业独树一帜，制陶瓷器与铜铁金银在内的金属冶炼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也如火如涂；川峡四路的井盐、蜀锦名闻天下，成都府早已发展成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单纯从钱粮、丁户来说，大越在河淮形势糜烂之后，犹有足够的军事潜力挖掘出来去抗衡赤扈人。
赤扈人消化河东、河北等地需要时间，后续还需要优先解决侧翼陕西兵马的威胁，不得不在汴梁立伪帝李汲暂摄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烂不堪的河淮地区。
这也给大越沿淮河一线组织防御、操练新军赢得喘息之际。
然而大越最终能否在淮河一线，与赤扈人形成制衡，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徐怀回到周桥，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派来的使者也刚刚赶到。
刘献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与从寿春返回的武威公赵翼，前来周桥与徐怀商议劝进之事。
顾蕃率京西南路将吏于襄阳城北码头跪迎景王，已经算是为景王在襄阳登基铺平最后一块木板。
包括徐怀在内，诸行营主将、诸路监司近两个月来都纷纷上表，劝景王登基继统，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义统领抵御胡虏、收复中原大业，却不为景王所纳。
此时天宣帝及嫔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等三千余众被赤扈人押送，离开汴梁渡河北上，很显然是徐怀他们再次上表劝进的时机。
而为社稷计，景王也不应该再拒绝众臣劝立。
刘献作为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赵翼作为景王、鲁王之外、硕果仅存的男性宗室成员，地位自然是在徐怀之上的。
真要商议劝进之事，也应该是徐怀赶往淮川面见刘献、赵翼。
现在刘献遣使赶来周桥，说他要与赵翼来周桥找徐怀商议劝进之事，徐怀也知道刘献、赵翼实际是要来周桥与他会合，然后一道赶往襄阳，直接面见景王劝进。
送走刘献的使者，徐怀也将史轸、王举、徐武碛、苏老常等人招来商议事情，除了准备出行事宜，劝进表也得在周桥提前草拟好。
草拟劝进表是史轸他们的拿手活，但史轸还要留在周桥主持诸多政务，徐怀不提前将劝进表准备好，他带着一队亲卫赶到襄阳，却是要抓瞎了。
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武威公赵翼次日午时就抵达周桥。
周桥北岸此时已经修筑码头及一座简易军寨。
照旧制，刘献、武威公赵翼等人物出行随扈仪从不得超过三十四人，徐怀地位不及刘献、武威公赵翼，随行仪从不得超过十七人。
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赤扈骑兵机动力极强，两次南侵都是迂回作战，长驱直入。
因此景王赵湍在襄阳就定下新规，行营主将及诸路监司有统兵之职的经略使、兵马都部署、都总管级人物，即便前往襄阳，都可以带上全部的亲兵精锐，以便必要时手里还有一部精锐随时可以调用。
刘献虽然地位比徐怀高，所领兵马比楚山多，但荆湖严重缺乏军马。
其从渡淮河到周桥的千余亲兵精锐，铠甲虽说鲜亮，但胯下战马实在不成什么样子。
而荆湖兵又不擅骑射，护送刘献、赵翼前往襄阳的千余亲卫精锐，整体而言，军容甚至还远不如西军所编骑兵严整。
徐怀地位比刘献不如，但这次也是正式从现有的诸部人马里挑选一千精锐骑兵组建亲卫营，以王举为亲兵都指挥使，牛二、史琥、王章、乌敕海、季仲常、史雄、王峻等人为将，战力之强，堪比赤扈人本族精锐，岂是其他部骑兵能比的？
虽说楚山的骡马资源也没有那么宽裕，但亲兵营也是保证每名将卒一匹战骑一匹驼马的配备。
除了亲兵营是骑兵编制外，天雄军此时所编六厢人马，也都各编一营三百骑兵，作为诸厢所独立掌握的机动战力，以确保每一厢人马都要在在开旷地域与敌军独立作战的能力。
刘献抵达周桥后，看到楚山军容是满心羡慕，在周桥短暂停留用宴时，多番提及要出资从楚山收购一批战马。
然而整个南方，战马资源都极度紧缺。
萧林石率契丹残族迁往秦州，曾献上一万匹战马，但给陕西、河洛分走五千匹战马。
剩下五千匹战马都分给左右骁胜军、左右宣武军，现在荆湖、淮南就算拿出数倍钱粮，想要换一匹合格的战马也是极难。
而楚山除了千余上等良马分置山里各处草场伺养作为种|马外，也仅有不到三千匹战马编入军中，哪里有多余的腾给宣威军？
面对刘献多番请求，徐怀也只能面不改色婉拒。
武威公赵翼之前动身前往青州游说鲁王赵观，之后随鲁王赵观一路转移，经徐州最终落脚寿春。
寿春那边得知天宣帝及宗室被押送北上的消息，并不比楚山稍晚。
鲁王赵观及杨茂彦、葛伯奕、汪伯潜、严时雍等人辗转月余，率主力抵达寿春前后，也曾多次派人联络两江、两浙、两湖诸路监司寻求支持，但都吃了闭门羹。
周鹤、高纯年等人在士臣中的影响力不在汪伯潜、严时雍等人之下，何况汪伯潜、严时雍出汴梁传诏，最终逃往魏州投奔鲁王赵观，有临阵脱逃之嫌。
当然，最关键的到这时候，南方诸路监司官员再蠢，也能看到景王在襄阳形势远胜过鲁王。
该做怎样的选择，还需要问吗？
这时候鲁王一系也意识到真要跟襄阳对立下去，不仅不可能赢得江浙两湖川峡诸路监司的支持，甚至连两淮都保不住。
倘若他们只能据淮河以北的残地对抗赤扈人，甚至背后还有可能会受到来自襄阳的攻击，谁都没有信心能维持多久的形势不崩溃。
天宣帝被押送北上，他们预料到景王必然会借此机会登基继统，他们也被迫放弃最后的坚持，决定拥立景王。
只是他们对襄阳还是充满戒心，鲁王所书劝进表，也仅是着武威公赵翼带去襄阳；鲁王赵观及杨茂彦、葛伯奕、严时雍等人则借口防务甚急，没有一人愿意前往襄阳觐见景王，生怕被扣押在襄阳，想脱身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