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想通过这件事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么？”
这个问题有点肤浅，但曾省长知道央视的记者问话都比较特别，而且看似简单的问题，内涵可能十分丰富，他笑道：“表面上看来，大家身边有很多开车的人，这些问题遇到的很多，被拍下来了根本不知道，到时候一验车发现：十个二十个违章记录，可能一千块钱两千块钱就已经罚掉了。可我们把这样的个案摆出来，重在引导我们政府以及政府组成部门，怎么解决出现的问题，又怎么规避今后类似问题的出现，希望他们能举一反三，工作更细致认真一点，更加负责一点。”
“您是想主动坦诚交管部门的过错？”
记者知道曾省长手上的材料出自马良本人，但渠道是信访部门，而问题针对的确是交管部门，归根到底，这个线索是从交管部门来的，可能想以此起到惩戒的作用。
曾省长不置换可否，“据我了解，这件事首先通报出来的还是交管部门，他们希望通过马良违章事件的公开报道，对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驾驶员起到教育的作用，但媒体上关于马良事件的报道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原本作为反面典型的马良得到了公众的同情，争议却集中到了交管部门的身上。”
交管部门虽然通过电子摄像机记录了马良的交通违法行为，却没能及时通知他，交通违章者尽管可以通过登陆交管部门的网站或预定短信等手段来获知自己是否违法，但外来务工者马良，根本没有条件上网、为了省钱也不知道定制短信之类的事项，执法部门也没有将他违法的情况直接告知他，就这样，累积了150次违章和巨额的罚款，舆论认为交管部门是在以罚代管，这一点已经是社会大众讨论的结论了。
曾省长坦言的同时，也作了一点说明，“从那个交通队到他违章那个地方，就那么近的路，时间、地点都是固定的，交警派个人找他一下，或者在那个地方等他一下，告诉他：这是禁行，你已经违反了多少次，可能事情不会这么被动。我那个这个材料之后，也作了询问，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曾经派出过人去截这个车，可截了两次也没截到。对这一点，有关方面也在网上作了解释，可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个车违法的地点与时间，显然非常有规律，为何不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守株待兔呢？是不是，这也是反应我们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人家是起早摸黑的工作，也就是起早摸黑的违章，执法人员却无法起早摸黑的履行告之义务……”
记者翻着已经的报道记录，“由于马良没有获知自己违法信息的渠道，他的违章记录累积到了150次，每一次100元的罚款也累积到了一万五千元，这等于是他半年的收入。马良把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形容为一部机器，每天两点半起床去新发地批菜，赶在六点小货车禁行之前把菜拉到市场，然后一直卖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因为只有那时才是三江省城取消对小货车限行的时间。回家仅仅睡上几个小时，新的一天就又开始了。无认是记者，还是马良本人，都去找过交警队，可他们说：我们作为交警呢，我们对这事儿呢，同情归同情，但是法律代表不了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