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章抗战上海淞沪抗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三个月后，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国联终于为此组成了李顿调查团。更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国民政府命令，于9月21即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而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却对日本采取了十分令人失望的纵容态度。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但决本没有做出明确谴责日本的决议，当然也不能有丝毫作用制止日本扩大侵略。还是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才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但国联又规定，调查团的任务只限于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也就是说，国联调查团的任务只是考察性质，至于中日两国，你们该做啥还继续做啥。。
1月21，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过英国驻印度总督。美国代表为曾任菲律宾总督的麦考益将军。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出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处长顾维钧以中国代表处处长资格参加，于能模作为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日方“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代表团秘书长为国联秘书处股长哈斯。此外还有一些翻译人员。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要调查中国的国内形势。
因为日本在国联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即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
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不得已才采取武力手段占领东北，并且只有日本在中国东北保有武力，才能维护它的“条约和利益。”
日本的这一招法颇为高超。它隐含着的另一层意思是，告诉英美法意这几大列强，你们在中国也都有着靠武力夺取的以各种条约约束的许多利益，如果我的利益你们不允许我进行武力保护，让中国人尝到了甜头，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中国人也会蚕食侵犯你们的利益，以后你们的利益被侵犯，你们又如何来保护？
对于日本政府的“善意”提醒，各国政府虽然心知肚明，可是他们也绝对不愿意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取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要知道，利益是要均沾的，让日本人利用地利之便和借着经济危机列强无法更多染指中国的时机，在中国取得超越所有列强的巨大利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至少也是不能轻易纵容的。,
因此，调查团此行就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何况，现在国民政府正在缠着列强要收回关税。
既不要让中国人以为已有条约可以随意侵犯更改，又要限制日本人独享利益，就成了各国的一个不可明言的共识。
既然如此，调查团自然就要听取各个列强政府的建议了。
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询问各个列强国家对该事变的态度。2月3日，调查团在听取了法、意、德的意见后，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先到伦敦、华盛顿，然后再到日本。
尽管如此，调查团的成立，还是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政府内对关东军的非议也开始增加，指责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花谷正不遵从政府政令和军部军令擅自挑起对华战争。
这让关东军很委屈，也很愤懑。他们明白，这是政府内一些畏惧西方列强的势力，在为列强可能的制裁做准备了，他们需要找几只替罪羊。
既然明白了国内保守势力的阴谋，那就要想办法解决危机，决不能坐以待毙。
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花谷正等人商量了几天，最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要想减轻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这样压力就会分担。而且，如果替罪羊太多，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也不敢对他们怎样。
想到了办法，那就要选择事发的地点。哪里最合适、又有哪个势力更合适呢？
最后，石原莞尔建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上海。因为上海是远东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只有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才最能吸引列强的眼球。而且，那里是海军的地盘，除了事，海军绝对难以置身事外，只要把海军拖下了水，他们就不会有任何事情了，政府和军部的反对派是绝对不敢同时挑战陆军和海军的权威的。
石原莞尔的建议得到众人的一致同意，必须要在上海这个大国际都市搞出点事情，让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大家都去关注上海。
要点燃战火那是需要火星的，可这个火星怎么找呢？上海不是陆军的地盘，是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是请海军帮忙来捣乱，只怕那些把陆军当成山猴子的海军，根本就不会上这个当，甚至压根就不会理会。
不过，这可难不住板垣和土肥原，做这些事情，在他们来说那可是手到擒来的小事。
做事情，还是要靠陆军自己的兄弟。于是，板垣和土肥原找了驻上海领事馆的陆军武官田中隆吉来扔这个火星。
田中隆吉先后在参谋本部支那班和北平、张家口特务机关任职，30年十月到日本驻上海总领馆任武官，和板垣、土肥原都是老同事，极为熟悉。阅读本书最新章节请到百度搜索：小说网
为了干这一票，本庄繁很豪爽，当年炸死张作霖，关东军的经费也只出了一千元。为了这单生意，本庄繁竟然一次拿出两万元。
两万元？张学良贿赂日本政客动辄数十万元。两万元能做什么？
虽然板垣和土肥原对于本庄繁的小家子气很反感，可是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此时日本全国的军费也仅有五亿日元，因为大规模入侵东北，军费大幅超支，为了满足军费需求，国内现在已经不得不增税了。
别人嫌钱少，这位田中隆吉却宁愿贴钱干。这个日后被自己的同僚也骂成阴谋家的家伙，居然还真从上海的日本企业那里又弄来了10万元。,
钱有了，还得有人帮忙，因为他本人的身份，出面做这件事很有些不便。于是，田中隆吉找来了一个神秘的女人，一起做这单大生意。
这个神秘的女人，就是此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一说起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联想起“魔女”、“艳谍”等等。她是抗战期间，在中日两国如雷贯耳的日本女间谍。战后对她的审判,曾引来无数记者旁听,中日两国都拍过以她为题材的影视剧，书籍文章就更不用说。直至今日，还有人在考证她到底有没有真的被枪决。
然而，和之后的大红大紫相比，此时的川岛芳子，在江湖上还没什么名头。
虽然她确实认识不少日本军政官员，但并没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优秀的间谍来看待，他们对芳子感兴趣的，只是她的身份，满清铁帽子王肃亲王第十四女，如假包换的大清格格。
肃亲王，满清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长子豪格。
按照满清的成例，一般王爷的爵位是降等承袭的，也就是王爷的儿子不会是王爷，只能降一等爵位。但肃亲王不一样，他这个王爷是世袭罔替，王爷的子孙还是王爷，所以也叫铁帽子王。身份高贵非同一般。
豪格功勋卓著，明末的张献忠，就是被这位肃亲王给宰掉的。川岛芳子的老爸，就是这豪格传了9世的末代肃亲王善耆。
大清一亡，满清显贵顿作鸟兽散。然而这位肃亲王却与众不同，铁着心想复辟。
要复辟得有帮手，肃亲王认为满清贵族们都是一群脑满肠肥的无能之辈，受到孙中山革命的启发，他也拉上一群日本人帮忙，尤其是一个叫川岛浪速的，简直成了肃亲王的心腹智囊。
这两位哥俩好极了，好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来说，肃亲王当年一指自己一个女儿说，我就把这个女儿送你作女儿得了。这个女儿，就是川岛芳子，那时，她还叫显玗，还没几岁。
为了复辟，川岛浪速和肃亲王在东北没少折腾，肃亲王甚至变卖家产筹措一百万充军费。然而起事不顺，每一次都让张作霖给利索地剿灭了。肃亲王直到咽气，也没看见他的满**立。但他这个女儿，接受日本教育长大，又被灌输着复辟的思想，慢慢的，却成了能周旋于日本要员和满清遗老遗少之间的厉害角色。
最开始，没人打算让她做间谍。1927年，川岛芳子20岁那年，嫁给了一个蒙古贵族，但是三年后，川岛芳子离家出走回到日本，和一帮日本整天想闹事的青年将校纠缠在一起。
而最终将她带入间谍生涯，正是其中之一的这个田中隆吉。
很多中国人知道田中隆吉，是因为电影《东京审判》，对这个出庭指证日本战犯的“田中隆吉中将”印象颇深，甚至有的观众认为他“坚持正义、不畏人言”。但是很遗憾，这个田中隆吉，充其量也仅仅是个污点证人而已，在中国时，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即使在日军内部，田中隆吉也被人看成是怪物。
一个是想借助日本势力复辟满清，另一个想利用满清贵族的残余势力和对中国情况的熟悉，成就个人的功勋。就这样，这一男一女，很快混到了一起。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蛇和魔的结合。
在上海的日子，在田中隆吉的安排下，川岛芳子到底做了些什么，现在很少有人说得清。有人说她曾化装成舞女在舞厅中获取情报，也有人说她曾用美色接近曾任南京政府的大员。甚至还有传闻，她和孙中山的长子孙科相交不错，从孙科那里套取情报。,
国际间，但凡要找事，一般都是一个套路。那就是先把自己擦破点皮，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老拳把人打倒，踏上一只脚还义正词严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受害者，要大家主持公道。
九一八事变，那是关东军把自己的铁路小小的炸了一下，可那毕竟是日本人驻守的地方，做手脚容易。
上海情况不一样，日本人的所谓权益大部分都集中在租界里面。负责租界治安的工部局都是些蓝眼睛大鼻子的老外，想让中国人声势浩大的冲进租界去破坏“日本权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做手脚的。真要那样，恐怕中国人一进到租界里面，就会先被巡捕驱散。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两人想来想去，最后认定，比较可行的，还是弄出点人命，弄死个把日本侨民，来点燃日中战火。
可让谁去做这个冤大头呢？
这个冤大头可不能随便找，这是很有讲究的。
第一个，这个冤大头不能是个地头蛇，在上海住久了的侨民。那样的人，弄死一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发动关系查起来，容易露馅，搞不好就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第二个，这个冤大头要无知无畏。胆子小机灵的日本侨民，看风头不对才不愿随便到抗日情绪浓厚的中国人聚居区去转悠。第三个，这个冤大头得死得有点价值，他的身份足以让日本人为他的死而特别愤怒。
想来想去，有几个日本人就被圈进了这个名单。这些冤大头是一帮从日本来上海还没多久的日莲宗和尚。
日莲于1222年诞生在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小渔村。12岁出家，16岁正式为僧，取名莲长。翌年，他前往镰仓修学，之后在比睿山、奈良等地钻研当时所有佛教学派的教理。32岁，他通过《法华经》领悟到潜藏于每人生命里宝贵的‘佛界‘，并教示开启此佛界之南无《妙法莲华经》才是佛法的究极。他立宗宣言，改名为日莲，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计划。
日莲宗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和“摄受”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莲宗的总本山。著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著作。后来日莲的弟子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都属于日莲系。在日本很有影响力。
这些日莲宗的和尚们，从日本来上海没多久，在上海侨民里没什么亲友，死了都没人认识。而且这些和尚现在自己也还搞不清上海的情况。
更妙的是，在日本，和尚是方外之人，不问俗事，很受国民尊敬。如果慈悲为怀不问红尘的和尚都被中国人杀了，当然比一般日本人被杀更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愤怒。
此外，这群日本和尚还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可是日莲宗的和尚，日莲宗出了名的具有攻击性，早期传道的时候，日莲宗的和尚会跑到街上和人激烈辩论。而这帮和尚的老师就更是个狠人了，正是此时日本有名的暗杀组织血盟团的龙头老大，日莲宗僧人井上日召。
和尚组织暗杀团，很给力。这就是日本和尚的特色。
能吵能打有后台，又是刚来上海的和尚，绝对是很不错的冤大头。
准备被弄死的冤大头找好了，接下去自然要考虑把屎盆子扣到谁头上了。很快，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企业被田中隆吉选中了。,
三友实业社，听着很像日本名字，但却是标准的中国企业。
虽然今天知道三友实业社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当年在上海滩可是赫赫有名，在日本人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纺织业，这家企业硬生生杀进去，抢了日本人好大一块市场份额，号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纺织厂，早就成了日本纺织厂的眼中钉。
三友实业社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民国初年创立，因为经营有方，很快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
陈万运，又名陈曼云，出身于浙江慈溪一个小商人家庭。陈万运幼年时在家乡进私塾读书，15岁随父到上海谋生。先在市郊浦镇三阳泰烟杂店当学徒，后转入虹口嘉兴路上的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少年陈万运做事认真，又肯动脑筋，深得店主器重，满师后留店当伙计。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的思潮在国内风起云涌，关心国事的陈万运受其影响，萌发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意念。经过长期细心观察，陈万运终于找到了一条创业门径。
当时西方列强大肆对中国商品倾销，日用商品更是洋货独步天下，单洋烛一项，1910年进口就达百万两，洋烛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油盏灯和土蜡烛。陈万运发现，洋烛烛芯一直由日中桐洋行独家经销，尽管要价高，却供不应求。在烟纸店工作多年的陈万运揆情推测认为可以从这个本轻利厚、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的项目入手，步上创办实业的征程。
1912年4月，他找到了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同乡沈九成，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另一个是陈的亲戚沈启涌，当时也在“乾新祥烟纸店”工作。3个人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士庆路鼎兴里租借5间小屋，购来10台手摇烛芯车，开始制造洋烛烛芯。小作坊取名“三友实业社”，内涵3友合作，实业救国之意。产品商标定为“金星”牌。
一年后,沈启涌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陈万运的同乡陈律甫入股2100元,其时资本增加至2400元，并在厂名上加注“美记”二字。产品出来了，要打入日商垄断的烛芯市场，又成了难题。为了打开局面，陈万运和沈万成自己走街头，在日商洋烛行附近，摆摊点燃自制的蜡烛。行人纷纷围观，看到蜡烛不淌油、不弯头、不中途熄灭，确实不比洋烛逊色。这一街头活广告使“金星”牌烛芯从此名声大振，“三友”的烛芯也以价廉质优的优势迅速打开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货烛芯供应中断，日商借此抬高售价，英美厂商不得不向“三友”订货。这样，金星牌烛芯逐步将日货烛芯挤出中国市场。“三友”的生产规模也开始扩大。
1915年3月，沈陈两人将资本增加到8400元，将《三友实业社美记》改为《三友实业社无限公司》，同年12月16日，“三友”改组为股份公司《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万元，成立董事会，推举慈溪在沪实业家史悠风为董事长，沈九成、陈万运为董事，并兼正副经理。同年，“三友”还在横浜桥南面建成三层厂房一座，工人增至百余人，添置电力烛芯车16台，烛芯球车2台，烛芯品种发展到6种，日产量达到500~600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各地厂商竞相向“三友”订货，使“三友”在国货界初露头角。,
1917年，陈万运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建造规模较大的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与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抗衡。1918年，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再增资，向外招资7万元，资本金总计达10万元。1919年，“三角”牌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其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同年，又在川沙设立工场，添置木机百余台。
陈万运聘请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郑祖廉为第一任厂长，把好技术关。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当时漂染工艺上的革新。
接着，三友社继续开展毛巾花式的研究，他们把原来生产多年、式样单调的红蓝档式毛巾，改进一下，用鲜红色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字句，还为大宗客户免费加印字号。以后，三友实业社又研究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这三招，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投放市场后，深受用户青睐，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
三角牌毛巾受到国人欢迎，畅销全国，同时也使日货铁锚牌毛巾营业日益衰退。日商不甘心失败，遂改变策略，用廉价政策，再来争夺市场，运进单幅毛巾铁机二百台，设瑞和毛巾厂于华德路高郎桥与兰州路之间，用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铁锚牌毛巾，来势凶猛。
三友实业社则提高质量，精益求精、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中，人民觉悟普遍提高，爱用国货深入人心，日货铁锚牌毛巾产量再多、价格再廉，无法与优质三角牌毛巾竞争，存货积压、工厂停工，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厂被迫歇业，而日货铁锚牌毛巾也于1923年完全退出中国市场。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三角牌》毛巾荣获得金奖。
陈万运还聘请漫画家叶浅予等为三友实业社广告科绘画宣传；著名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那时就在三友实业社广告部当绘图员。
三友实业社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企业发展很快，三友的产品之多、营业之盛，在当时实业界中是屈指可数的。随着“三角”牌毛巾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三友社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工商企业。陈万运还在厂里设立图书馆、俱乐部、医疗室等设施，处处为工人福利着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们以社为家，凝聚力极强。不久，三友实业社又盘买了杭州通益众纱厂和鼎新织布厂，改为三友社杭州分厂，成为国内著名的纺织企业。
这个陈万运活脱脱就是一个《大染坊》中的“奸商”小六子。
陈万运虽然是一介商人，但极其爱国，九？一八事变后，陈万运在总厂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张乐平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
对于这个陈万运，田中隆吉早就恨得牙痒痒，把这个屎盆子扣到陈万运头上正合适，绝对是一石二鸟。
九一八事变一起来，爱国不分老板、工人，这家三友实业社作为华资大厂，全身心投进了对日经济绝交的活动。,
总之，用田中隆吉的眼光看，这是一个有着“很**，很排外”面貌的工厂。给它栽一顶杀害日本人的帽子，看起来很合理。
田中隆吉挑起事端缺钱，从日本纺织厂那里弄了十万块钱。趁机搞垮一个日本企业的强劲对手，也算是对日本老板们的一个回报了。
至此，冤大头和被栽赃的都找好了，下面就是怎么挑选一个合适的机会罢了。
不知田中龙吉和川岛芳子用了什么招法，反正他们很容易地就说服了日莲宗的僧人。
1月18下午，两个和尚和日本三个信徒，出现在了上海公共租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口。
他们一出现，先把这里的中国人搞迷糊了。谁都知道这里的抗日气氛浓厚，平时日本人根本就不敢来。
现在倒好，日本人不但来了，而且还敲钟打鼓，唧唧歪歪，好像特别要跟你强调他是日本人似的，怎么看怎么像找茬的。
三友实业社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引翔港，这里的西部和南部，包括三友实业社这里，都属于租界，但北面一带却属于华界。
中国工人拦阻日本和尚进入“纯属内地”的华界，这些都是田中隆吉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而这些来上海没多久的日本和尚却完全不清楚，更何况言语不通，吵架甚至推搡自然难以避免。
这个时候，“爱国民众”登场了。
“爱国民众”由和田中隆吉关系密切的上海青帮老大常玉清的徒弟来担当。但见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人越来越言语激昂，很快就动起了手。
常玉清是“安洁帮”的帮主，在闸北一带开着一家叫“大观园”的浴室，实际上就是个暗娼馆。青帮老大一出手，弄几十个徒子徒孙上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他讲明白，一声喊打自然有人替大哥扁人，更何况扁的是日本人。
一人动手，万人喊打，一片混乱中，两个日本和尚都被打伤，有一个送进医院后呜呼哀哉了。等巡捕赶来，青帮弟子们早没了踪影，租界巡捕只好抓走三名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回去应数。
一个日本人被打死，两个日本人被打伤，田中隆吉很满意。火星已经起来了，现在他需要再狠狠地扇扇风了。
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深夜，几十个日本“热血青年”突然手持刀枪冲入三友实业社放火，附近的华籍巡捕正要叫救火会，却遭到日本人的围攻，三名租界的华捕一死两伤。两边都出现了死伤，鲜血一旦流淌，局势顿时急转直下。
原本日僧遭袭后，日本侨民开会提出的要求还是循着正常的交涉途径向上海市政府抗议，但是一把大火烧了三友实业社，使得大多数日本侨民也跟着疯癫起来。
第二天，在有心人的煽动下，六百多日本侨民在租界大肆打砸中国商店，殴打中国人，甚至把赶来制止的英国巡捕也打伤了。这还不算，这些癫狂的侨民还向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请愿，要求海军增兵上海。
在侨民的巨大压力下，原本秉承政府指令，还企图控制局势的日本领事馆的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21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出四项要求，道歉、捕凶、慰问伤者三项倒还是就事论事，但第四项，取缔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的要求，却一下子把个案拔高，把上海市政府逼进了墙角。
22日，日军在上海的最高指挥官，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也甩开领事馆，单独发表声明，威胁上海市政府如果不答应这四项要求，日本海军就要采取“适当行动”。
战争的乌云迅速笼罩起来。而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需要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这两个始作俑者操太多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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