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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宁殿便殿，在福宁殿西，位于西上閤门的右手边。
自赵煦即位以来，他很少启用这里。
但他的父皇在时，此地才是大宋真正的决策核心和中枢。
元丰时代的无数政策、法令，都是在这里与宰执们商议过颁布、实施的。
但赵煦却觉得这里太显眼了。
来来往往的内臣、女官、亲从官太多了。
很容易让外人知道，他见了谁？和谁谈过话？
故此，赵煦将自己的小圈子，搬进了东阁后面的静室。
而这便殿，则变成了一个，他想要泄密的时候才会来的地方。
一如现在！
“前行宣徽南院使、彰德军节度使、提举元祐字典书局、元祐字典修撰使臣方平……”
“中书侍郎、提举翰林院、元祐浑运局兼同提点工部臣颂……”
“恭问皇帝陛下圣躬万福！”
两位老臣，伏拜于殿上，四拜问安。
然后，就是曾肇、苏辙，这两位中书舍人了。
他们规规矩矩的趴在殿上，口称：“中书舍人臣肇（辙），恭问皇帝陛下圣躬万福！”
然后跟着张方平、苏颂，四拜俯首。
赵煦却是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般，只是热情的与张方平、苏颂打起了招呼。
“张老相公、苏相公，快快请起来！”
“冯景！”他扭头吩咐：“还不快给两位相公赐座、赐茶？”
“诺！”冯景赶紧带着人，搬来椅子，又奉上茶水。
张方平与苏颂起身后，稽首谢恩，这才坐下来。
张方平先小心的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水，然后他才坐在椅子上，恭敬的说道：“老臣与苏侍郎今日入宫，乃是来御前，特来乞陛下降恩的……”
“嗯？”赵煦端坐在坐褥上，揣着明白当糊涂，问道：“究竟是何事？竟需老相公与苏相公一起来朕面前相求？”
张方平叹息一声，道：“中书舍人苏辙，是老臣旧友苏洵之子……”
“如今，辙因轻信他人之言，以至缴还太皇太后词头……”
说着他就起身，持芴拜道：“辙自有罪，老臣不敢偏袒……愿乞陛下治罪！”
入宫求情，当然不能直白的说求情。
这样的话，皇帝很容易下不来台。
同时，大臣自己也要冒极大风险——万一传出去了，对名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哪怕有人洗地，青史上恐怕也难逃一笔！
像张方平这样，打着大义灭亲，请皇帝治罪的幌子来开口就好多了。
也方便皇帝宽恕、推恩，对外也好解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于是，就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罚酒三杯，下不为例！
这是符合儒家的思想的——惩前毖后嘛。
传出去，天下人也都指摘不得，甚至还得称赞几句。
苏辙当即在殿中再拜：“臣有罪，乞陛下治罪！”
赵煦瞧着，并没有说话。
苏颂见着，只好起身，也持芴道：“奏知陛下，臣今日入宫，也是因此而来……”
“中书舍人曾肇、苏辙，皆臣亲友之后……”
“此二人，轻信他人之语，以至错怪国家大臣，继而缴还太皇太后词头！”
“此二人，罪莫大焉！陈乞陛下治罪，以儆效尤！”
赵煦这从终于说话了：“两位舍人的事情，朕自然知道。”
“但是……”
他看向曾肇、苏辙，问道：“朕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清楚！还请两位舍人，为朕答疑……”
苏辙、曾肇，连忙再拜稽首：“臣等恭听德音教诲！”
赵煦靠着坐褥，问道：“烦请两位舍人教朕……”
“中书舍人之职在何？”说着，他慢慢起身，走到便殿的台阶前，居高临下，俯瞰着曾肇、苏辙。
赵煦最近一年多，身高一直在长。
如今，已接近四尺六寸（约145CM），算是个小大人了，看着也不再如初初即位那般瘦弱。
故此，他虽然还小，但当他走到御阶前，借助着御阶的高度，加上他表现出来的气势和气场。
在这刹那，竟让曾肇、苏辙，忍不住的身体一颤，有种瑟瑟发抖的感觉。
当然，这也和他们自己心虚，在进入福宁殿后，就已经先丧了胆气有关。
过了一会，苏辙才拜道：“奏知陛下，朝廷之制，中书舍人，为外制词臣，受君命、依王言而草吏、工、礼、刑、兵、户六房词头……依先帝之制，中书舍人，若觉事有不当，或除授非妥，许封还词头。”
赵煦听着，笑着问道：“是吗？”
“朕却怎么听说，朝中有人言：‘中书舍人，乃是阁老’还有人说什么‘中书舍人笔乃是五花判事，能判人生死’云云……”
说到这里，赵煦就戏谑的问道：“两位‘阁老’，且来与朕解释解释……”
“这中书舍人是怎么做到判人生死的？”
苏辙、曾肇闻言，身体都在颤抖了。
虽然说所谓‘阁老’、‘五花判事’，都是故老相传，传下来的说法。
但，天子却将之放到今日殿上，公开来讲。
等于是在指责，他们两个借着中书舍人的权力，随心所欲的要挟、为难他人。
而大宋的中书舍人们是有前科的。
过去，两制大臣（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给人写词头，是要收润笔费的。
尤其是知制诰（中书舍人的前身）！
因为其面对的是州郡官员，好多都是微寒出身，于是可以随意拿捏。
中书舍人的‘阁老’、‘五花判事’的威名，就是这些官员们的斑斑血泪铸就的。
如今，明面上虽已罢去了润笔费的规矩（王安石办的）。
但，润笔费真的消失了吗？
苏辙与曾肇，听到殿上天子的指责，都是战战兢兢，不能发一言。
因为这事情，是不能解释的。
首先，阁老、五花判事等等都是中书舍人的外号，而且在汴京城中，乃至于官场上，人尽皆知。
而过去知制诰们为了拿润笔费，故意刁难官员的事情，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普罗大众都是记得这個事情的。
其次，和天子争辩，就算争赢了，又能怎么样？
恐怕，只能是罪加一等！
而张方平、苏颂这两个当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老臣，也都是低着头，不敢发一言。
比起苏辙、曾肇，他们两个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拿过润笔费的。
尤其是张方平，在经济问题上，他的屁股根本不干净——当年他甚至在这个事情上，挨过包拯的弹劾！
其他什么请托、徇私一类的指责和非议，在张方平的仕途履历上，也是数都数不过来。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常态了。
除了少数人。
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经济问题上都不干净。
尤其是曾经管过经济、财政的大臣！
就没一个干净的！
如今还算好的，经过范仲淹的古文复兴运动，士大夫们的节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读书人多了，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和牵制力也随之加强。
换过去，哪怕当朝宰相，在经济上的吃相，也是难看的很！
为了娶一个富婆，两个宰相能打的头破血流（向敏中、张齐贤）
为了廉价霸占他人祖产，于是收买人家的乳母，诱骗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典卖宅邸的契书上签押（程琳）。
最典型的，则是大文豪欧阳修。
因为程琳家给了天价润笔费——五千匹帛。
于是昧着良心，给程琳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上隐去其恶，极力称赞其为官政绩。
因欧阳修背书的缘故，程琳这个昔年的大贪官，如今的名声居然很不错！
于是，哪怕是欧阳修的学生、门生，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对。
只能是为尊者讳，含糊的记下：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不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匹。
赵煦在现代留过学，看过无数史料。
上上辈子，更曾君临天下十余年，哪里不知道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个两个三个，在评论、抨击别人的时候，都是大义凛然，仿佛正义化身。
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蝇营狗苟，想方设法的捞钱。
一个个在家乡，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园。
不信的话，可以去洛阳看看。
看看那一个个旧党元老、宰执所营建的奢华园林。
赵煦看着静悄悄的殿上，叹道：“祖宗之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中书舍人本职，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纳文字，草制词头！”
“虽有‘事有不当’或‘除授不妥’等条件，可封驳词头……”
“但是……什么时候，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风闻某某为官如何’，就拒绝草制词头了？”
“此御史之职也！”
“若中书舍人，从御史之职，御史又该做什么？”
苏辙、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挨打。
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颔首点头。
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骂得好！”
为什么？
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
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
就像李定李资深，直接下狱论罪，然后快速审理，迅速落锤。
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就这样被打落云端，贬去了英州，最终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雱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著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现代新闻学的奥妙。
用一个事情，来掩盖另一个事情。
吸引舆论关注，转移焦点。
果然！
效果很好！
新旧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吕惠卿身上转移开了。
大家开始关注起曾肇、苏辙的事情。
叶康直与李宪的名字，开始登上汴京热搜。
如今，当叶康直一案反转。
更大的流量，汹涌而来。
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吕惠卿到底说了什么了。
一场很可能引发新旧两党大争辩的风波，就这样慢慢消散。
故此，这次的事情，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是赵煦故意为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苏辙、曾肇怎么知道？
他们听着赵煦的指责，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顿首谢罪，口称‘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罚’。
赵煦听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接过旁边的冯景端来的蜜水，润润喉咙，然后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国家的条贯，朕一向敬重。”
自从在庆宁宫醒来后，赵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话离不开祖宗法度、国家条贯。
但实际上却是打着左灯，疯狂向右转。
这一点，张方平、苏颂都是看的仔细的。
但曾肇、苏辙，却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张方平和苏颂都知道戏肉来，于是竖起耳朵，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
而曾肇、苏辙却还是老样子，趴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此番风波，两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语，以至国家大臣无故受污，更损太母慈圣之名。”
“两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难辞其咎！”
张方平、苏颂连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苏辙则顿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与陛下何干？”
赵煦摇头，道：“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责！”
“自也当至太母之前请罪……”
苏辙、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张方平心中，却想起了一个事情。
如今，汴京新报上连载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麦苗，于是魏武割发代罚。
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张方平暗道：“难怪有人言：当今圣上，颇类汉唐明主了……”
这种手腕，赵官家们是没有的。
只有姓刘的那几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经掌握，并将之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方平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悲喜。
理智告诉他，一个这样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却让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经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对一个在冲年就已经如此老成熟练，还在不断成长的君主。
这也是张方平、文彦博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担心赵煦成年亲政后，会让新党独大，乃至于重走元丰老路的原因——新党和新学的主张与追求，是任何专断型君王都不会接受的。
他们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们想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先帝察觉到这一点后，就疏远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辞相。
先帝尚且如此，当今的权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强。
岂会容忍新党胡来？
必是要倚重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独断的贤士大夫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