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百姓们用同等重量的白银去兑换如今这些崭新的银币,想必他们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抵触情绪才对。
侯恂不再有疑问后,户部尚书毕自严站起身来向皇帝发问:“敢问陛下,这些银币是否意味着我大明日后将废弃银两、改用银元呢?”
他并未选择向那位过于年轻,且态度不知为何感到莫名其妙傲慢的大明皇家银行行长请教,毕竟作为堂堂大明朝的财政部长,对于这种小人物自然有些瞧不上眼。
毕自严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撼至极,直接戳穿了那一层薄薄的窗纸。
在场众多对经济事务并不精通的大臣们也纷纷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句话背后的深意——所谓“废两改元”,即从今往后朝廷仅准许使用银币作为货币流通。
如此一来,许多人家中藏匿多年的银锭和巨大的银冬瓜便不得不重现于世,否则真的成了镇宅石,放在家里不中用了。
当然这是朝廷政令能理想贯彻下去的情况下。
在场的官员不会怀疑银币会被大明的老百姓排斥使用。
的确,相比起那些形状各异、成色参差不齐的碎银来说,这些银光闪烁、相互撞击时发出清脆悦耳声响的银元无疑更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以崔呈秀为首的帝党们,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个冬日暖阳下的情景:崇祯皇帝面带微笑,将一本小册子递到他们手中。
他们苦苦思索着如何将“火耗”、“漂没”等专用于银两运输途中的词汇,应用于眼前这些整齐划一、重量相等的银币之上,为广大官员继续谋福祉。
想了一会,崔呈秀他们也想不出合适的方法。
答案是不可能的,那小册子上的火耗归公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毕竟,如果要说这些规格统一且分量一致的银币也会有损耗,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例如运送一万枚银币至目的地后,却声称途中损失了一千枚,这样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这些银币从县里收到府衙,再由府衙到京城,根本不需要重铸便于计算储存,火耗一词就不复存在了。
于是正当其他大臣仍在权衡今后银两与银元各自的利弊时,崔呈秀和李夔龙早已在心中盘算着如何为即将推行的“火耗归公”这项国策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了。
因为这正是他们当初向崇祯皇帝求饶保命所付出的代价,如今也是时候该偿还这份恩情债了。
“对,毕爱卿说得对。
朕要的就是废两改元。
银两从铸造到使用、流通、存储等各个环节,不仅操作不便,需要借助戥子来称重,而且还得依赖人的眼力去估量其成色,扯皮捣鬼的环节实在是太多了。
在此过程中的损耗无疑是国家国库的重大损失,也损害了民力。
朕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使用银元。
而这种银元的优越性,想必诸位也能深切体会到。”
崇祯的这番话语,使得众多臣子顿时明白了这位圣上的意图,这位圣上不仅会经商,还是张江陵的崇拜者啊。
显然,他欲将张居正所倡导的以银两纳税之“一条鞭法”,再向前推进一步实施变革。
以往采用银子征税时,往往伴随着火耗与漂没、折色等问题;
然而如今改用银币后,无需赘言,那些原本因各地上缴的零碎杂银需重新熔铸为官银而产生的损耗便荡然无存了。
也就是火耗就不存在了。
这些火耗实际上一直被视为官员代征税款的一种隐性福利。
当一些官员想通此关节后,便开始按捺不住了。
此时,内阁之中那位正值风华绝代之年、堪称阁臣中最为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刘鸿训,毅然挺身而出。
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正是当下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将来必定能够登上首辅之位。
于是乎,这位自信满满的“当红炸子鸡”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陛下,微臣认为此举断断不可啊!
若使用了银元,那恐怕咱大明朝堂之上便再无可用之官了。
届时,满朝文武皆会因生活困窘而闭门不出,无人能够前来当值理政……”刘鸿训言辞恳切地说道。
“哦?不必如此夸大其词,有话不妨直说便是。”
崇祯皇帝倒也并未动怒,但还是出声打断了刘鸿训的话语,显然并不想听到如先前赵绂那般的言论。
“遵命,陛下。
其实火耗一事,我朝由来已久。
尤其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当首辅之时更是达到了巅峰。
他曾有意将一部分火耗纳入正税之中,只可惜收效甚微。
追根究底,无非是因为官员们的俸禄过低,而这火耗就成了填补地方财政空缺、补贴地方官吏福利的重要来源……”
刘鸿训继续侃侃而谈道。
“嗯,确实如此,这火耗也不失为一种中饱私囊的手段,毕竟其数额并无定数,全凭地方官府自行裁量。
即便这火耗真像你所言那般有利,但并非惠及所有官员。
像翰林院和詹事府这类清汤寡水的部门,根本无从下手。
而百姓们则更是苦不堪言,除了正税之外,还要承受火耗这额外的负担。”崇祯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