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军长宋明轩在五月份的时候就返乡修祖坟去了，在听闻日本人的进攻后，他认为日本人乃是想“敲竹杠”，这次事件只是“局部的冲突，能随时解决”，同时对国府的命令不以为意。
他全权委托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和张子重与日本人谈判，指示要尽力安抚日本人的情绪，按照国府的方针“应战不求战”来执行，不能让日本人进入北平，更不能让中央军及或者军委会指派的孙连仲的军队染指冀察地区来抢地盘。另外他觉得自己的29军还没有做好和日本人一战的准备，贸然开战的话，自己的部队会损失过大，不利于自己保存实力的想法。
事变时29军有四个师10万多人，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和河北地区，其中29军军部、骑9师、特务旅驻南苑一带，独39旅驻黄寺和北苑一带，冯治安37师驻北平、保定，张自忠38师驻天津，赵登禹132师驻河北任邱、河间，刘汝明143师驻察哈尔和平绥路沿线。但是29军人数虽多，可只有219团有战备防范日军进攻，其余部队均没有做任何战备防范。
当天，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交火；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
七月十日，日本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29军需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等无理要求，来麻痹29军当局，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同时，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加紧侵略部署。
七月十一日，由于日军对宛平城的攻击不顺利，日本大本营解除了原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的职务，并成立华夏驻屯军，由香月清司中将为司令官。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分别从吉林公主岭、河北古北口向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集结，第20师团由朝鲜经山海关进入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6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装甲等特种部队开赴华北，集合总兵力约10万人，准备对北平发动攻击。
102师师部的作战大厅中，这几天大家都拿着最新的战报互相讨论着目前的战况局势，张文武也是每天下午的时候抽空跑到作战大厅来听取最新的情况，而每天晚上的时候，黄师长都会组织师部的参谋军官和部分部队主官对当天的战况及形势做分析总结，这也是提前做好上前线的准备工作。
“这宋明轩还真行，都打到家门口了，他还在老家修祖坟，今天才赶到天津，结果还和日本进行谈判，他这是猪油蒙了心，我看他迟早要后悔的。”师部作训科的一个少校参谋恨恨的说道。
听闻他的话后，立刻就有好几位军官表示赞同，纷纷表示，现在29军应该马上集结力量，趁日本人在北平还没有多少力量的时候，把日本人打出去，就算吃不掉也得狠狠的撕下小日本一块肉来，这样才能为后续增援上去的部队争取一些时间。
张文武听着大家的讨论，眼里也是看着手中从参谋那边拿过来的战情通报，心中不由哀叹了起来，这宋明轩明显就是担心自己实力受损啊，他是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不想国府插手他那一亩三分地。
张文武也没办法，别说他现在人轻言微了，就算是最高当局现在给宋明轩的命令不也是没用么，该和日本人谈判的就谈判，一点也没有备战的意思，难怪后来直接就是丢了平津地区，你做为部队主官都不重视备战，那下面的部队主官能重视的起来才怪。自己手中的军队和地盘可是这些军头们赖以生存的法门，这也是目前华夏的通病。
七月十五日，日本新任华夏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要求参战部队于20日前集结完毕。
七月十七日，102师师部作战大厅内，所有军官危襟正坐，听着广播中上面那人在广播中的演说，上面那人在这次的演讲中表明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并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同时张文武听到了那段经典的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七月十九日，张文武和102师军官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份战情通报，宋明轩在当天抵北平城后居然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并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同时还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29军的抗战劳军捐款，而且还表示将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
其实当天早些时候，国府外交部就已经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华夏与日本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但遭到了日本外务省拒绝。大家觉得宋明轩是不是疯了，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任然在幻想通过谈判来保存自己的那些实力。
七月二十日，日军华夏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当日下午，日军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