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引人向善的教旨，没有什么问题，杜英并不反对。
但是杜英认真提醒法洁，可千万不要以为，北上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最好佛教,就一直是那个佛教，别有什么贪念。
现在看看左右这两位，老和尚明白了。
佛教老老实实的建设寺庙、发展教徒，没有关系，这两位挑不出来什么差错，也就不敢假公济私。
毕竟他们的身份可敏感的很,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杜英会给予他们这个任务，也不知道多少眼睛正在后面看着他们呢,必然要谨小慎微。
而若是佛教开始恶意传教、兼并田产，那么这两位就要像闻到血腥味的饿狼一样，直接扑上来了。
这种建功立业以洗脱自己身上的恶名，缴纳投名状的最好机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不把佛教往死里整，老和尚直接还俗跟他们的姓。
相比于法洁大师的悲观，此时见到司马恬的郗愔，心态还是相对平和的。
谯王身份敏感，杜英现在还没有到自立为王的地步，甚至感觉他更倾向于让朝廷册封为王，古往今来，这也的确是最符合礼法的王朝更迭流程。
既然如此，谯王杀也杀不得，放也放不得，在人手短缺的关中，索性直接化为己用，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司马恬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还成为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而司马恬和郗愔之间，显然也不是什么好同僚。
郗家是朝廷中坚定的北伐派，和荆州、关中两边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要说当年护送五马渡江之中也没有郗家，换而言之，郗家的开国元勋之位也是后来补上的，看在郗鉴老爷子不是元勋却又胜过元勋的份儿上。
所以司马氏对于郗家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好感，否则也不至于郗愔和郗昙兄弟徒有虚名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重用。
当然，这也和兄弟两个痴迷道学，也没有太大的上进心有脱不开的干系。
不管怎么说，司马恬和郗愔之间，不能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吧，也只能说是相看两厌了。
但事情总是要讲究一个相对的。
相比于旁边一副“老衲真是信了杜都督鬼话”神情的老和尚，郗愔觉得司马恬的出现对于道家来说，从公理上，显然不是什么坏事。
一来皇室的信奉本来就是偏向于道家的,这从新安公主的闺名司马道福中就可以看出来。
典午也因此以黄老之学治国,奉行无为而治,以民间自主管理为根基，以九品中正制选拔举荐的人才构成层层统治基础，皇权不下乡，甚至都很难走出台城。
这种现状，显然也是世家逼迫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信了这么多年，皇室出身的司马恬大概应该是对道家更多一些好感。
二来则是因为关中道家是要从头开始，建设一个符合杜，呸，符合关中百姓需求的新教派，所以自然要竭力规避道家已经在江左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
换而言之，也就是在规避司马恬必然已经有所反感的诸多问题，甚至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司马恬自然是乐意见到这般的。
相比之下，佛家的主旨可能并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只是在如今江左肆无忌惮的基础上多加约束子弟。
当意识到佛家还是那一套之后，就算法洁大师能够展现出来对于北方佛教超绝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司马恬也必须得考虑，法洁大师所看不到的地方呢，而他圆寂之后呢？
佛家是不是又会野蛮增长？
所以打压佛家而扶持一个崭新的道家，几乎是司马恬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
在这般大局下，郗家和司马氏之间的“小矛盾”，也就不足为虑了。
不就是有造你家反的企图么，不算什么。
谯王殿下自己，不也投靠了关中么？
殿下又何故造反呢？
老和尚在默念法号，其实也在心中唉声叹气之余，司马恬和郗愔已经交换了一个眼神。
多少也都看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司马恬轻轻咳嗽一声，打破过于安静而显得尴尬的气氛：
“此部衙草创，日后还要仰仗两位，携手共进。”
“阿弥陀佛。”法洁大师高宣法号，以为应和。
郗愔则拱了拱手，含笑说道：
“愿听大王······”
“诶！”司马恬赶忙伸手止住他的话头，郗愔想要搞事情，他还想活呢，在这个地方怎么能称呼“大王”呢？
“身在王府，则行宗亲之事。”对此，司马恬早就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身在部衙则行部衙之事，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所以此处没有什么大王、殿下，有的只是同僚尔。
因此今后当以表字称呼，余先冒昧称呼一声方回兄了，方回兄意下如何？”
郗愔倒是打了一个激灵，既是因为有点儿不习惯，也是因为他在这一刻已经能够感受到，司马恬是真的要和关中站在一起了，显然这位谯王已经丢下了皇室宗亲的名号，却又坚定的扛起来为司马氏谋求一条后路的重任。
为此，任何想要阻拦他的人，都必须要面对未知的报复。
郗愔不得不对此慎重一些，能够配合司马恬的，就不要没事和他一较高下，所以当下他恭敬的说道：
“上官称呼下官之表字，是为亲切，下官称呼上官之表字，则就是冒犯了，于礼不合。
都督既以宗教司掾史委派之，则余当称呼掾史也。”
司马恬倒是也没有料到一向对什么都浑不在意，也懒得搅和的郗愔，竟然会如此放低姿态，心下受用之余，也不由得感慨：
当自己变的同时，别人也一样在变。
郗愔的改变，说明他也真的想要在关中体系下做出点儿名堂来。
方回兄，希望我们选择的这条后路，是正确的。
至少现在看来，还挺香的。
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杜英并没有因为他们敏感的身份而刻意约束他们的权柄，甚至都没有派人横加监视。
这种信任就令人很受用。
“当务之急，需要制定一套详细的规程，什么教派可以在关中开山立派，有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宗旨，不可违背何等约束。”司马恬徐徐道，“此约束，最低也应当在关中奉行之晋律之上，不可更比律法松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