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翰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多年，对东印度公司内部弊病知之甚深。正如杨烜所说，英国议会迫于压力，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商业特权。东印度公司因此一落千丈，职员待遇大不如前。
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伍崇曜已经奉杨烜之令，向东印度公司发出邀请，希望公司派出职员，前来暨南军政府效力。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军政府得以接收东印度公司的军事、行政、技术、工商业方面的人才，东印度公司也能遣散多余的职员，降低管理成本。
在这件事上，伍崇曜已经与文翰通过气，得到了文翰的欢迎。
不过，最令文翰欣喜的，当是杨烜在香港问题上的表态。十年前，英国人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强租香港岛，在远东获得了前进基地。
听杨烜的话意，似乎愿意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益。文翰十分欣喜，问道：“将军，大英帝国与清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军政府愿意遵守这些条约吗？”
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譬如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
这些条约，是列强入侵华夏的开端，也是华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条约中最严重者，包括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地最惠国待遇，严重地侵犯了华夏主权。
协定关税，使华夏失去关税自主权，民族工商业失去关税保护。
领事裁判权，使华夏失去司法主权，酿成教乱等一系列问题。
片面最惠国待遇，则使外国兵舰可以随时驶抵华夏通商口岸，直接威胁华夏国防安全。
但总的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总体还算可控，危害性相对较小。不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几乎把华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譬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规定的协定关税，中外还能商量确定税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人直接把进口关税压低至百分之二点五，近乎零关税。
俄国人更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获得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而领事裁判权，更令后人匪夷所思，意是满清官员主动提出来的。满清官员最怕与洋人打交道，便把司法主权拱手让给洋人，让外国领事自主审判本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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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2年，洋人尚未取得完全的领事裁判权。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譬如在上海租界，是由中外各国组成会审公廨，共同审判涉及到洋人的案件。
为了继承满清的庞大领土，杨烜必须奉满清为正统。为了防止华夏主权受到更多的侵害，暨南军政府应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即1860年10月前，正式建立国号。
现在，军政府还很弱小。为了争取洋人的支持，为了促进开放通商，军政府确有必要承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这，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历史上，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各国公使先后访问天京，试探洪、杨态度。
洪杨虽是泥腿子出身，却比咸丰皇帝还要傲慢，完全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承认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洪秀全听说英国皇帝是个女王，甚至想纳英国女王为妾，闹了个国际笑话。
各国公使认清了拜上帝会的邪教本质，迅速调整立场，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这是太平天国覆亡的一大诱因。
现在，如果军政府拒绝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就可能会引起洋人的恶感，使洋人倒向满清政府。
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对华夏主权侵害不深，尚不涉及领土、内河航行权、内地传教权等核心权利。
在军政府发展壮大之前，杨烜决定忍辱负重，学习近代日本，先集中精力发展壮大，再逐渐修改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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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烜坦然说道：“为了展示军政府对外通商的诚意，我们愿意承认满清与外国签订的诸多条约，包括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等条约。
“但是，条约是用来规范中英两国关系的，不是为了帮助一方压迫另一方。如何履行条约，需要我们两国共同努力。至少要岭南，我们要坦诚合作，实现共赢。
“譬如协定关税，即为协定，则应协商后共同确定，不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合适。再如领事裁判权，本由满清政府提出，因为满清缺少法律人才，不会处理涉外诉讼。
“我们暨南军政府正以法国法律为蓝本，积极学习、引进欧洲大陆法系法律。很快的，我们将在整个岭南实行西式法律，领事裁判权也就完全没必要了。”
关于领事裁判权，最早见诸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条约规定，中美民事混合案件，由‘两国官员查明，公议察夺’。英国人引用片面最惠国待遇，同样取得了领事裁判特权。
1852年，洋人虽然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但远不像后来那样肆无忌惮。清末时，外国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