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洋，男，24岁，在职已有半年多了。
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普通到扔进人堆就找不到那种，但平静的海面下总会有洪流暗涌，冰雪掩盖下的，也可能是一座急待爆发的活火山。
我目前的工作是这个医院的门卫，之所以说目前，那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不干了，这个的工作与其说是门卫，不如叫杂工其实更准确一些，我的工作范围遍布这个病区，从浇灌花草到门卫登记，夜间巡逻，水电物品的维修，甚至帮院长冲洗他的私家车，和搬运他私人喝的山泉水。
院长名叫张博，是一个高质量男性，常年的着装都固定且单调，只有三个色系，蓝、白、黑。但每天都熨得笔挺，看不出一丝褶皱，像是用硬纸壳做的，每次看到，我都会想起七月半烧给死人的纸衣。不仅穿着固定，我发现他的发型也是固定的，永远那么一丝不乱，油光顺滑，像刚从水里钻出来的海狸鼠。这使我一度怀疑，他喝的那个山泉水是不是有润发的功效？
张博外出一回来，就会把车钥匙扔给我，每次洗他的车，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因为按照他的标准，连轮胎缝隙也得清理干净。洗完后我会把钥匙留在车上，毕竟在这地方，不可能被盗。
还有他要喝的水，据说他每天煮咖啡都必需用山里的泉水，就连他养的鸟，也是从不喝自来水的，每周都会有人给他送来新鲜的泉水，不过都是放在门卫室，最后还得我给他搬到三楼去。
我就是一颗万能螺丝，哪里需要就拧哪里，张博说：“年轻人就是要多锻炼，多历练，吃得苦中苦……你以后会感谢我对你的严格要求的。”
我他妈是真感谢你的大缺大德，若不是逼不得已，倘有其他选择的话，谁会愿意呆在这个不正常人类聚集的地方？
我出生在市外郊区的小镇上，市里的富贵繁华，高楼霓虹，被一条又一条的环城路隔开，仿佛两个世界，不可逾越。
我有着和我一样普通的父母，九十年代的企业改制时，他们是千万下岗工人中的其中之二，在时代洪流前进中抛落岸边的两粒沙。
那是一个沸腾的时代，百废待兴生机勃发，也是一场旷世赌博，挟裹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场赌博中押定了人生的贫富哀荣，有人自此飞黄宏达家财万贯，有人从此潦贱穷困一世贫贱，而我的父母，正是后者。
父母原是本市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上个世纪末期，在国家经济市场化调整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全面转型改制，领导萧大成借用制度漏洞，曾经国企改头换面成了股份公司，萧大成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司的一把手，并利用其手上权利，勾结腐败官员和本地的黑恶势力，对之前的老职工们威逼利诱，将大家用几十年青春换来的股份低价并购，通过其妻注册的新公司，偷梁换柱一通操作之后，曾经几百人的市重点企业，成了萧家的私有财产。
为了生计，父母经营起了一个小吃餐车，称为车吧，大概是因为它长了两轮子，准确的说，那就是个可以移动的大柜子，它是父亲一直引以为豪的杰作。
这车的动力源，属于最环保的生物能，跑上几十里，也只需要消耗两个馒头。
出摊时，父亲在前面拉，用一条三指宽的轮胎外壳，经年累月，父亲的前肩到后背，长出了一条格子纹路的印记，像一个奇特形状的胎记，仿佛出生就带着。
而母亲，就在后面推，上身前倾佝偻着腰背，加上常年风吹日晒的暗红肤色，整个人像极了一个煮熟的虾米。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腰从来没有挺直过，一直就那么佝着，弯着，佝弯得很自然，仿佛打从一出生，便就如此。
如果天上有眼睛的话，大概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在这个破旧的小城中，参差错落的大街小巷之间，一个大柜子缓缓移动着，走走停停，一拉一推间，两人配合默契娴熟，一个在前，佝着腰，一个在后，佝着腰……！
十七岁那年我考上市重点高中，临行的头一晚，母亲拿出一个看不出颜色的铁盒子，双手轻轻掰开盖子，里面错落码放的零钞，散发着浓烈的油汗味。
第二天，报名处的老师，用两个手指一张张捻起，一张张数着，一张，一张，散发着浓烈的油汗味。
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我尽可能避免吃饭以外的一切开销，可能由于内心的自卑感，一直孑然一身独来独往，从不参加任何活动与聚会的我，自然成了老师同学眼中的怪胎。
人性使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有等级和对立，未成年人的世界，远比多数人想的更复杂，在舍友的新手机从我柜子里找出的时候，我知道一切解释都已没有意义。在遭受了一再殴打和羞辱后，我决定不再忍让……
盗窃加上打架，在校领导面前，当舍友的手齐刷刷都指朝我时，我已经清楚，想再上学是不可能了。
被开除后的我，游荡于网吧游戏厅，我不敢回家，不敢面对父母知道我开除后的表情。
在游荡期间我结识了本地混混中的小头目，在帮我教训了陷害我的同学后，我选择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大家互助互敬，都是贫穷家庭的孩子，没谁会看不起谁。也不像学校里那般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