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程这么留意第三期学生还有个重要的目的。而这个重要的目的则是何应钦交待给他的任务。说起来何应钦之来黄埔军校，并非初衷，而且也极不甘心窝在这里做一个所谓的总教官。
何应钦还自我解嘲的起了一个外号，自称是“狮子头”。他说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被称作“豹子头”，我在这里不过是领着几百号人出操喊口号，就像淮扬菜中的“狮子头”一样，貌似好听，其实就是下酒菜。他的内兄王伯群参加了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以后就给何应钦来信了，另外，何应钦的老朋友邓汉祥也做了段祺瑞的入幕之宾。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北京北洋政府才是正宗，所以，何应钦准备转托王伯群、邓汉祥谋个北京的差事干干。请托的信函都写好了，可巧这件事给何应钦的密友李仲公知道了，李仲公马上给何应钦去了一封长信，将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了详尽的勾画，并且直言不讳的告诉何应钦，国民党必将取代北洋政府，而黄埔军校就是你何应钦的立身之本、发展之源。也就在此前后，蒋介石逐次提拔何应钦担当重任，特别是把组建教导团的大任交给了何应钦，这样一来，何应钦也就打消了北上的念头。而随着教导团的声名鹊起，何应钦越来越明白了李仲公的苦心孤诣。
何应钦自己做过军校校长，他知道学生就是本钱，所以，他让顾祝同、刘峙、刘天程这些心腹教官、学生替他特别留意黄埔三期新生中的翘楚，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刘天程对于林谦的格外留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林谦执刀（木刀），刘天程执枪（木枪），架势一拉开，马上围了一堆人。刘天程三招过后，林谦毫发不损，接着，林谦的木刀可就不客气了，可谓刀刀致“命”，当然这是演练，但路数明摆着。七八招过后，刘天程有点招架不住了，要是搁了别人，木刀上涂着的白粉要就爬上刘天程的军装了。然而，林谦是谁啊？他心里装着他字全二大爷的一席教诲呢，“让”！别看林谦把林哲让的名字给改了，但有些东西那是在心里生根发芽的。练武的人讲究点到为止，何况这还是在军校，眼前的这位大小是学兄兼见习教官。所以，林谦见好就收，退后一步，还憨憨一笑说：“让您见笑了。我这都是些野路子”。刘天程也收枪了，心里明白林谦这是给他面子，也就浅浅的笑了一下。于是，这个三期的新生叫做林谦的人记在了刘天程的脑海里。
古人说：“闻鸡起舞，惕励不已”，早期的黄埔学生，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多数都是有些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都是一腔热血，浑身是胆。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抗战期间河南“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四害指的是水、旱、黄、汤，其中汤即汤恩伯）。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稿件中称之为“战犯汤恩伯”。可就这个汤恩伯早年也有些奋斗精神。他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带步兵大队训练时，早起跑操，一直沿着黄浦路、中山东路跑到中山门，然后再按原路跑回，能做到这点的当时并不多见，所以，张治中这些人对他评价相当不错，说他是“肯于苦干的人”。林谦也一样，他能进黄埔军校，那是费了不少的力气，黄埔军校这层资历就是他的全部本钱。每天早晨早早起来跑步，风雨不误，从不间断。包括有点头疼脑热的，林谦也一直坚持。
学生如此，教官也不含糊。总教官何应钦带头领跑，校长蒋介石更是亲历亲为。你别看老蒋在上海滩的时候比较荒唐，好逸恶劳、肥马轻裘，还染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言之隐。一旦当了黄埔军校校长，立马改弦更张，剃光头，喝白水，甚至还扎过绑腿。1965年11月12日，何应钦回忆黄埔岁月时曾经这样说过：“记得这一段期间，我总是每晨天还没有亮以前，就带着学生和学生兵在黄埔岛跑步，锻炼体力和精神。每当我们回到集合场的时候，朦胧中总看到校长蒋先生，挈着纬国，站在集合场中央等候我们。”蒋介石有个习惯就是在黄埔时期养成的，那就是只要他人在“首都”，多半住在军校里。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兼北京市黄埔同学会会长黎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就读于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的后身），他本人就说过：“蒋氏夫妇经常住在军校，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更主要的是他对黄埔军校的感情。”
所以，像顾祝同这些喜欢睡懒觉的教官，只要蒋介石在校，他们绝对不敢恋床。
林谦的这个跑步比起集体跑操要早半个小时，他这是“预热”。蒋介石早起特别有规律，洗漱之后，站在窗前看几眼校园。然后走到操场巡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陈诚就是在蒋介石凌晨巡视时给发现的，从此走上不同凡响的通天之路。而林谦则是在蒋介石凌晨起床站在窗前望那么几眼中进入蒋介石的视线的。
几乎每次在军校的早起远望时都能看到这个青年学生的跑步的身影，这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蒋介石的偶像曾国藩曾经跟儿子曾纪泽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信书，尽信运气。”这话能出自一生都道貌岸然的曾国藩之口想来不是老头子心血来潮的逗闷子。古人十年寒窗苦读，可科举考试有一句名言叫做“场中莫论文”，别提谁的文章，谁谁能高中，那都是有个点子在里面，也就是运气。用思想家们的话总结就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联系了。林谦跑步的这条道，正好在蒋介石的窗前，有人或许问了，人家林谦真会挑地方啊。其实不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两个住处，一个是公开的，那是背对着操场的，再一个是秘密的，仅有何应钦、王柏龄等少数头头知道的。蒋介石本人是搞过暗杀的，光复会头子陶成章就死在蒋介石的枪下，所以，他特别注意安全。有一次，蒋介石由军校回到城里，坐的轿车插着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偏巧这部车半路出了故障，蒋介石性急，就改换另一部车回城。他前脚刚回到城里，原来他乘坐的那部轿车就被广州驻军误作敌情给彻底炸毁，车上六人无一幸免。蒋介石大难不死之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安全警卫措施要空前加强。因此，他在军校的住处格外保密。林谦跑步途径蒋介石的秘密住所，这在林谦来说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什么叫“运气”呢？那就是你行还不行，还要有人说你行，而说你行的这人还得行，光他还得行还不行，还必须在比他还行的人面前说你行，这才行。眼下，林谦就捞到这个机会。蒋介石问何应钦：“有个经常在我窗前跑步的学生是哪个？”要是蒋介石问别人，比如问王柏龄，比如问邵元冲，比如问钱大钧，那么都会回答说等属下去查查回来再承禀钧座。但人家何应钦的力度就不一样，他脱口而出：“这是三期学生林谦，字国长，山西平遥人。”何应钦为什么能够脱口而出？因为他早就关注起林谦来了。林谦复试时碰到的那位带着金丝眼镜的军官便是何应钦，而后刘天程又把林谦的那段对既定教材的修正的事情说给了何应钦，何应钦便更加觉得这位来自北方的年轻人不俗。而何应钦为什么这样处处留意学生的动态乃至于到了对一名新生也不放过呢？这里面大有来由。
1921年12月，何应钦在黔军内讧中落败，遇刺逃亡，经好友王柏龄的介绍，得以进一步与蒋介石取得联系（此前，何应钦与蒋介石也算认识，并不熟悉）。1924年4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提出搞实战演习，何应钦与王柏龄各提一套方案。演习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假定有一支登陆部队将由黄埔军校校门上岸，进攻军校后面的升旗山，你将如何应对？身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军校教授部主任（即教育长）的王柏龄提出甲案即迂回作战。何应钦提出乙案，即正面痛击。甲案比较稳当，伤亡小，但进展迟缓；乙案大胆勇健，伤亡大，进展迅速。乙案深得蒋介石的称赞，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何应钦开始有了好感。
1924年6月6日是黄埔军校开学的第一天，国民党总理兼军校总理孙中山亲自莅临开学典礼。蒋这个人不喜欢事务性的东西，典礼如何筹办，如何铺陈，都要下面人来具体操办。本来这是王柏龄的事情，但王柏龄此人生性慵懒，结果全由何应钦一手操持。下午三时，学校大操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何应钦担任阅兵总指挥，整个仪式严肃、整洁、明快、英武，让在场的各派头面人物都极为赞叹，孙中山更是欣赏有加，仪式结束后，孙中山提出与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三人一道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是何应钦发迹的象征，被何一生所珍藏。军校开门红，让校长蒋介石脸上有光，加深了对何应钦的期许和赏识。
蒋介石本人一度兼任长洲要塞司令，他在要塞竖起一面大旗，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其时，蒋介石不过是国民党阵营中刚刚崛起的新生力量代表，既不能与元老派齐肩，也没有足够的军内资历。在鱼龙混杂的国民党军中，蒋还没有特殊的威望。然而，就在这一背景下，每当何应钦走过要塞炮台前看到这面写有蒋字的大旗时，都庄严肃穆的行注目礼。这一细节被蒋介石暗中捕捉到了，他对何应钦的这种“朴忠”刻骨铭心。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谁拉过他一把，谁推过他一次，这是一辈子都难忘的。蒋素来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从此，他对何应钦青眼相待。
而促成何应钦彻底奠定他在军校的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的基础的还有另一层因素，这层因素便是何应钦来到黄埔军校的举荐人王柏龄。
王柏龄，字茂如，在江苏省陆军小学学习期间，与蒋介石、张群结为异性兄弟，此后，三人一同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预科——振武学校。后应唐继尧邀请，回国主持云南讲武堂，担任教育长。同当时主持北方保定军校的蒋百里并称：“南王北蒋”。所以，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孙中山特派王柏龄为七人筹备委员会委员。何应钦在1921年遇刺时，多亏王柏龄救助，才得以不死。这以后也是王柏龄的力荐，何应钦才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说起来，王柏龄应该算是何应钦的知己和恩人了，可天底下就有这样一种悖论，那就是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往往发展到最后时势同水火，剑拔弩张。
王柏龄是江苏扬州人，扬州这个地方现在年轻人说起来它时，大抵会联想到“扬州炒饭”。其实，在我国古代，扬州是天下数一数二风流雅致的大都市。特别是身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巅峰时期的唐代人，对扬州极其推崇，我们小时候就会背诵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一个例子。而到了明清，扬州特产“扬州瘦马”更是名扬天下。
极品的扬州瘦马特别讲究两处，一个名曰“窄玉”，一个名曰“宽珮”。什么叫“窄玉”，这是指腰部。自古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但如果仅仅是细腰，那是一种病态美，与“扬州瘦马”挂不上钩。“扬州瘦马”之“瘦”正在于“肥”的映衬。而这个“肥”不是肥肉，就在于“宽珮”之中。何谓“宽珮”？就是腰条顺下来后与臀部的交界处。这就是后人常说的“要腰有腰，要胯有胯，要臀有臀”。该瘦的瘦，该肥的肥。但不叫肥，而叫宽，而且是珮玉一般的圆润。我们经常说，唐代“以肥为美”，其实这是对祖宗高度审美的误解。唐代素女最讲究的就是“窄”、“宽”有度，搭配和谐。而这种美在扬州始终能够生根发芽，传承下去，也不是偶然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江浙并称，可江苏与浙江的女人的美感却大有不同。用画家的眼光看，江苏的女人是“鹅蛋圆”，而浙江的女人则是“瓜子尖”。相比之下，江苏的女人特别是古代江苏的女人更有丰致，更有雅容。所以，唐朝人敢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话。说到底，扬州的男人有情趣，扬州的女人有知趣。
王柏龄就是一个特别有情趣的人，而且是那种有着情趣的性情中人。可你不要忘了，今夕何夕？这是在黄埔军校的创业阶段，《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和《何应钦传》中都记载一点，那就是王柏龄在校期间“狂嫖滥赌”。此事是否真相如此，已经碍难考证。不过有一点，那就是蒋介石有事要找教育长王柏龄时，王往往脱岗不在位。倒是何应钦召之即来，久而久之，蒋对何应钦、王柏龄两个人的观感还能一样吗？蒋介石不是一个不念旧的人，问题在于这个念旧念到什么程度，而这个“旧”有没有给他足够的面子让他继续“念”下去。王柏龄在黄埔的表现显然不够蒋介石“念旧”的标准。在蒋介石、张群、王柏龄三兄弟中，以王柏龄最为率性。就拿张群来说，他是蒋介石身边“文武两甘草”之一即文甘草（武甘草是何应钦）。“甘草”是一味中药，吃了不会死人，也不会活人，放在任何一付中药里都可以，借此来形容一个人做人的圆熟程度。张群跟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可汪精卫上台照样用他。四川军人经常不买老蒋的帐，但张群用他四川人的籍贯与这些四川军阀相处那叫一个融洽。国共对决到最后阶段，确保大西南是生死防线。蒋介石对刘文辉、卢汉这些人都不放心。人家张群发话了，我保自乾（刘文辉字自乾）、永衡（卢汉字永衡）没事。结果呢？一个在彭县扯旗起义，一个在云南振臂一挥。西康、云南两省都反了。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那一准儿玩完，可张群啥事没有，平安抵达台湾，平安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继续高官得坐。当时，就有人劝张群不要去台湾，说万一蒋介石算账怎么办？人家张群怎么说？张群说了，这时候必须去，而且要快去。蒋先生现在搭的是草台，需要有人捧场，特别是老朋友，去晚了，那才叫玩完呢。果不其然，张群到了台湾，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说起云南起义的事，蒋介石哼了两声说：“我走到哪里，岳军就会跟我到哪里。”（张群字岳军）下面的话还用老头子再说吗？傻子都明白了。而且最传奇的是，张群原来是被卢汉给扣在昆明做人质的，卢汉准备偷偷把张群给放了，杨青田奉命警告卢汉说，张群是甲级战犯，释放他要等中央批准才行。卢汉说张群对我有恩，要等共产党解放军来了，那还能放得了吗？硬是把张群给放了，不但放了，还把张群身边的细软换成美元让张群一起带着走。这哥们义气玩的，真叫人一个张目结舌。张群最后走前还扔下一句话，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甜：“张某闯荡中国大半生，就交下永衡这一个朋友。”高人吧？张群在抗战期间给蒋介石献过“国策”，而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又是这样的如鱼得水，王柏龄呢？治校找不到人，打仗找不到北，那你说蒋介石还怎么念旧？念不下去了。而且，王柏龄那大爷脾气一上来，逮谁跟谁干。
国民党北伐胜利以后，蒋介石派王柏龄谋求云南归顺中央，因为龙云是王柏龄的学生，所以，在昆明办事，王柏龄很顺手，而且龙云也想利用蒋介石这棵大树镇压云南省内的异己派势力，这样一拍即合，等于说王柏龄立了一项大功。立了大功的王柏龄自然要获得酬庸，蒋介石许给他上海市市长的职务。王柏龄高兴的不得了，委任状还没有下达，人就跑到了上海。他到了上海不要紧，可有一个人挑理了。谁啊？宋氏三姐妹的老娘倪老太太。老太太发话了：“茂如到了上海，怎么也不来看我啊？”这话传到王柏龄的耳朵里，也不知道这位老大犯了那路神仙脾气，脱口就是一句“她又没把女儿嫁给我，我为什么去看她？”你说这话说的？一下子就把倪老太太给撞到南墙上了。倪老太太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外加一个儿子，这都是近现代中国响当当的人物，她能咽下这口气吗？一状告到蒋介石那里，王柏龄的上海市市长彻底没戏。
王柏龄这样的性情自然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落了下风的王柏龄还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攻讦何应钦，而何应钦从来不在蒋介石面前说王柏龄的任何是非，这样一对比，蒋介石又发感慨了：“敬之有古大臣之风。”言外之意就是你王柏龄“人心不古”。吃了这种定心丸的何应钦更加卖力为蒋介石效劳。因此，当蒋介石问起经常在他窗前跑步的学生是谁时，何应钦连个“喯”都不打，立刻说出林谦的姓名、籍贯。蒋介石一听更高兴了，教导团交给何应钦这一步就走对了。何应钦试探的询问蒋介石是否要召见林谦。蒋介石摇摇头：“不急，还要历练他一段。”何应钦连忙点头称是。
蒋介石之所以不急着召见林谦，一层因素是嘴上说的“历练他一段”，另一层因素则是他的“耳报”还没有送来有关林谦的足够信息。掌控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此时的主要任务，虽说把教导团交给了何应钦，但作为黄埔的第一号人物怎么能把信任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呢？诸葛亮说过：“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何应钦是蒋介石的腹心，而爪牙、鹰犬、耳目则另有其人。当时在军校为蒋介石刺探各路人马情报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靖安，一个是曾扩情。
胡靖安为蒋介石推荐了戴笠，可以说没有胡靖安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戴老板”；曾扩情为蒋介石用反间计除掉了皖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名将许继慎。然而，蒋介石最后给这两位的定语是：“胡靖安无能，曾扩情无耻。”
但眼下蒋介石也好，何应钦也罢，最先考虑的是东征的大问题。孙中山北上之后，陈炯明纠结一部人马，威胁广州，企图旧梦重温。1925年2月，何应钦奉命率领教导第一团参加东征。这次东征战役下来，让蒋介石尤为看清楚了何应钦与王柏龄。战役初始，王柏龄身为教导第二团团长，竟然炮击友军，尽管这是误炸。可他稀里糊涂的劲头令蒋介石大失颜面。蒋一怒之下撤了王柏龄的教导二团团长职务。接下来的“棉湖之战”，何应钦大显身手。这场战役不但让南中国的各路人马看清了黄埔学生军的力度，更让一切觊觎广州政权的各派势力倒吸一口冷气。战役结束后，何应钦的教导一团全团伤亡三分之一，9个连长阵亡6人，伤3人。战斗打到最艰苦的时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亲自搬运弹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周恩来始终处在第一线激励士气。蒋介石对何应钦说：“你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后一步，此地要是败退，广州就危在旦夕！”何应钦说：“我用脑袋担保决不后退一步。”转过身来喝令炮兵连连长陈诚：“你身为炮兵连长，连几门山炮都拉不响吗？”陈诚满面羞红，亲自跑上去架炮、开火，一炮命中目标。战后，蒋介石当即宣布陈诚升任营长。苏联顾问，苏联开国五位元帅之一的加伦（布留赫尔）将自己的佩刀解下赠给何应钦。棉湖一战成就了何应钦一生的英名，也基本奠定了他在黄埔系中的第二号人物的声望。这种余威即便是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后仍旧存在。
小说《红岩》中塑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徐鹏飞，此人的原型叫做徐远举。他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有“拼命三郎”的“雅号”，即为了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可以六亲不认，目中无人。1928年，“初出茅庐”的徐远举衔命利用唐生智、刘佐龙之手杀人，而后，竟然把人家的女儿也给搞上了床（就是徐远举后来的老婆耿静雯）。他抓捕刘国鋕（《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时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头子何北衡发生纠纷，以何北衡的身份，一般特务头子都还是要买账的，可徐远举就是不管那一套，甚至要用处决刘国鋕来向何北衡示威。（何北衡与刘国鋕有亲戚关系）最后，刘国鋕的兄长转托到了何应钦的门下，何应钦发话了，徐远举这才罢手，事后他对沈醉说：“何老总说话了，我还能不听吗？”以徐远举这样的“恶犬”尚且畏惧何应钦的权望，更遑论他人了。
身为黄埔三期学生的林谦尽管无缘于这次棉湖苦战，但很快被卷入到另外一起震惊国民党高层的政治事件中去，并且由衷的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件事还要从“廖案”说起。
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去后，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被黄埔学生军一举平定。而此时的黄埔军校内已经暗流涌动，在1925年2月成立的为核心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军校内拥蒋派为核心的孙文主义学会冲突日益激烈。林谦本人也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抉择。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校内都不断的“招兵买马”，孙文主义学会因为有戴季陶出面支持并且得到蒋介石的默许，特别是主持这件事的王柏龄很想利用这个学会在蒋介石面前一显身手，所以，该学会的活动特别猖獗。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贺衷寒、邓文仪四处游说，广建党羽。也有人找到了林谦，动员林谦入会。林谦没表态，青年军人联合会找到林谦，林谦同样也没有表态。方暾私下里悄悄的对林谦说：“国长，你这么干，孙文主义学会那帮人还不恨透了你？”林谦笑了笑说：“他们现在没工夫恨我，他们最恨的是蒋先云、许继慎。”方暾说：“他们恨这两位是由来已久的，不稀奇。”林谦说：“曙曦老弟，你是有所不知，现在军校里又有了一桩奇闻。”方暾来兴趣了：“什么奇闻？”林谦说：“凡是加入孙文主义学会的每人给大洋三元。”方暾说：“不会吧？这不成了帮会了吗？”林谦：“所以，人家现在都管孙文主义学会叫做‘三元会’。”方暾想了想，突然明白了：“这该不会是那边想出的主意吧？”林谦点了点头：“现在孙文主义学会贺衷寒他们就怀疑是蒋先云、许继慎搞的把戏，这件事在同学中都传开了，大家对孙文主义学会印象糟得很。”方暾说：“蒋先云、许继慎不会干这种事，这两位是有名的特立独行，干这事的一定是另有其人。”林谦：“不管怎么说，眼前这两家闹的乱哄哄的，我们进去就是蹚浑水。心存校长，不在乎加不加入孙文主义学会。”
方暾猜的没错，关于“三元会”的传说始作俑者的确不是蒋先云、许继慎，而是余洒度。余洒度与贺衷寒、邓文仪都是湖南同乡，可是，他们几位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是“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三枪”。余洒度主持血花剧社很出风头，但孙文主义学会中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就宗奉邓演达，准备另起炉灶，而且还暗中组织一批人反对孙文主义学会，“三元会”的“传说”，就是他鼓动人搞出来的。蒋介石后来见青军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与孙文会积不相能，就另外成立了黄埔同学会，派军校里的有名的“不沾泥”的曾扩情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主持同学会日常工作。（曾扩情在军校内与各派势力关系都非常好，从不轻易蹚浑水，人称“不沾泥”）派余洒度为同学会宣传科科长。余洒度一下子爬到了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的头上，让他们恨之入骨，后来收集材料排挤余洒度，余洒度终于落败。1927年，余洒度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本来是朝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方向发展，不料本人没有坚持下来，中间脱队，重又回到国民党阵营中，进了“自新同学招待所”，属于“失足青年”那一路子的。1934年，余洒度与蒋介石的侄孙蒋孝先闹翻，被蒋孝先扣上一顶“贩毒藏毒”的帽子，惨遭枪决。
林谦没有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最根本的因素他并没有跟方暾说实话。因为他通过刘天程了解到何应钦对孙文主义学会并不满意。何应钦本人虽然不得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装装样子，但本心上对于这个给王柏龄提供“咸鱼翻生”的舞台的“狗皮膏药”异常反感，只是何应钦脸上不便直接挂出来罢了。所以，当他得知孙文主义学会拉拢林谦入会不成的事情后，他特地让刘天程关照林谦，不要担心打击报复，要是有人为难你，你就可以找何应钦诉苦。而且，何应钦还把林谦的“心存校长，不在于加不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这句话在恰当的时机说给了蒋介石。所以，当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跑到蒋介石跟前给林谦打小汇报时，蒋介石就哼了一声，说：“你们连林谦这样的中立派都拉不过来，还搞什么组织？”陈伯达曾经一语道破“政治”的根源——就在于跟人。
黄埔军校内部的倾轧只是国民党高层暗斗的表象之一。孙中山去后，国民党中央出现巨大权力真空。“代帅”胡汉民有着“右派”的烙印，且心胸狭窄，与掌握军权的许崇智矛盾重重。而一心为公的廖仲恺则一如既往的冲在最前面，此前国民党右翼对他的新仇旧恨因为廖仲恺的频频出镜变得尤为激化。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史称“廖案”。这件事发生后，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组成“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因为主谋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便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只好黯然下课。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蒋介石兼任军长。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蒋、汪第一轮合作的第二颗“硕果”瓜熟蒂落——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实权派首领许崇智必须下台。早在处理廖案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就有过政治上的高度默契，即蒋介石帮助汪精卫驱逐胡汉民，令汪精卫取得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者的地位。而后汪精卫保证让许崇智滚蛋，让出军队方面的指挥权给蒋介石。许崇智不但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许担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而且还是蒋介石的领路人之一。但眼下的许崇智最大的角色便是蒋介石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蒋介石没有道理会让许崇智继续“活”下去。
9月20日这一天，蒋介石调集黄埔学生军包围许崇智的寓所，这招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崇智的嫡系大将许济、莫雄等人都蒙在鼓中，许崇智寓所的防守部队根本不是黄埔学生军的对手。林谦也参加了这次驱逐许崇智的行动。在围堵许崇智寓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黄埔学生军虽然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但并不是说完全孤立的背景。黄埔学生军中不少人以前就是粤军中人，两者是交叉性质的。而且，许崇智这人治军较宽，对下属一直不错，黄埔学生军中有些人也很感念他，这时候奉上峰之令来驱逐自己的老长官，这在一个特重袍泽、江湖的旧道德时代，往往难以下手。刘天程一看这架势就觉得坏了，这要是完不成任务或者完成不好的话，别说蒋介石那里不答应，就是何应钦第一个就得废了他。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林谦：“国长，你看”林谦：“连长，请给我十个人，三挺机关枪。”刘天程马上答应。林谦带着这十个人，三挺机关枪，一下子就把通往粤军司令部与许崇智寓所的一条关键消息小路给封死了。这样一来，林谦不但封死了粤军可能知道消息后的变生肘腋，也封死了黄埔学生军部分粤军中人心中最后一点残念。因为谁都清楚，这条消息路一旦给封死了，别说粤军援军，就是一只鸟都休想飞过来，许崇智彻底完了。
许崇智等不到援兵，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告诉许崇智：“现在广东的空气对总司令非常不利，请总司令到外面避避风头，将来事态平稳了，还要请总司令回来主持大局。”蒋介石还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许崇智一看信就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黯然出走。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崇智丢了粤军总司令这一职务的确损失很大，可手中拿着蒋介石的这封亲笔信也成了许崇智日后的一块“点金石”。只要许崇智手头紧了，就跟蒋介石伸手要钱，蒋介石不管数目多大，从不含糊，一律送去。后来，蒋介石托张静江、吴稚晖出面另外给许崇智一大笔款子，“赎回”这封亲笔信。可是，当蒋介石拿到这封长信的原件时，他又傻了，因为这封长信原件的四角都有图钉钉过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事前许崇智把此信做了拍照留底处理。许崇智对亲信说：“我就是让他知道，他欠我的帐永远也还不清。”
林谦这“临门一脚”让蒋介石铭心刻骨，记了一辈子，直到败退台湾，蒋介石仍旧对林谦当年驱逐许崇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蒋介石为什么对林谦的这一“奇功”不能忘怀呢？说来话长。举凡一个成功或者成熟的政治家，他心中都有一杆能够掂出真正分量的功过的大秤。什么叫奇功？什么叫险功？什么叫大功？什么叫头功？等等等等。汉朝初年，皇帝大封功臣，武将们呲牙跟刘邦说萧何有啥功劳凭啥封为天下第一侯？刘邦是什么人啊？他面对的又是些什么人啊？他们肚子里转的肠子有几曲，刘邦是一眼望穿。刘邦就说了：“天底下立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功人，一种是功狗。功人是指路的，功狗是玩命的，你们说说看，功人和功狗能一个量级吗？”武将们都没脾气了，敢情自己都是“狗”，那还争什么啊？
具体到蒋介石驱逐许崇智这件事上，对于蒋介石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这个影响也是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以后慢慢琢磨过来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按说应该知道自己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充当什么样的人物。但实际上能够琢磨明白的寥寥无几。清同治六年夏，湘系头子曾国藩与他的亲信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段臧否当朝高层的对话，谈及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恭亲王时，赵烈文说了一句话：“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也就是说赵烈文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搞清楚他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如何应对。说起来这是次高当局了（比最高当局仅低一档），仍旧没琢磨明白自己的身份。蒋介石一开始也一样不能免俗。刚刚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还闹过意气，其实是“撒娇”，但至少说明他对这个牌位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当的认知，包括何应钦在内更是如此。可蒋介石的聪明就在于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很快就发现角色的重要性。然而，这个重要性到底如何重要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重要性真的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去，蒋介石脑子里还是不那么清晰。这也就是蒋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轻率的鼓噪陈果夫等人推举自己出掌“民国总统”的由来。个人势力的突然膨胀让蒋介石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清醒的意识到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等到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蒋介石的路数就变了，自己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以军治党”、“以军治国”的方向上，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政府的牌位让给空心大老来做，避开事务性的东西，专抓实权。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特别是抗战之后，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对比较之战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版“军机处”，军统、中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就蒋介石个人集权的道路上，“军党论”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然而，抗战的巨大胜利让蒋介石冲昏了头脑，包括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自予予雄，人莫予毒起来。英美派的鼓吹、躁动，让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那段“总统情结”又开始食指大动。事实上，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是最臭的一步棋，得罪了天下各方势力，且在党内也搞得四分五裂。而且，这顶并不实际的“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彻底毁了黄埔系和桂系这国民党最后的两根支柱。
蒋介石为了当这个总统，所付出的巨额代价已经人所共知。而新桂系为了这个总统同样让矛盾摆上了桌面，做了总统之前的李宗仁好歹还是新桂系表面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做了总统以后，除了令不出石头城外，再无任何实惠可言，而新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则就此抓住新桂系全面大权，李、白一体成为历史。曹操这个人一辈子说的最好的一句话，也是他搞政治搞了一生最大的总结就是“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所以，司马光尽管看不上曹孟德，可也承认曹操“难眩以伪”。可惜的是曹操的这句名言，后代政治家们未必都能琢磨明白。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从来不计较表面上的所谓的名分。挂着第二号甚至第三号人物的牌子，干的第一号人物的事情，这才是政治家的“人间正道”。蒋介石也是败退大陆前夕才又重新念及于此，才又有所顿悟。所以，到了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在培养蒋经国“上位”的各种阶段时，一直不让蒋经国轻易走到前台去，担负的各种职务也都是舍虚名，图实务的，直到时机成熟之际，才让他接掌国防部和行政院。也所以，蒋介石每每想起当年驱逐许崇智一举奠定他“军党起家”的历程时，才会尤为感念林谦的“奇功”。
蒋介石决定要见一见这位质朴、苦干的年轻人了。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不是后来身兼一百多个要职的“党国领袖”，可在众多的黄埔生心目中，这位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大人物已经足以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了。对于接受蒋介石的召见，在黄埔生当中不是什么新闻，至少不是破天荒第一遭。而且，各种版本的面见蒋介石的诸多要领也在黄埔生中悄悄流传，有的居然非常管用。成为一部分人通过召见而平步青云的不二法门。
受到蒋介石召见的黄埔生一般来说都要接受两种考验，一个是“相面”，一个是“问话”。蒋介石早年有游走江湖的历史，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面相”，他是很愿意研究一番的。就蒋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注重仪表的人。他当初给这些黄埔生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军容风纪。初入军校的青年人们对于军人应该如何端正仪表，并无感性以及理性认识。有一次，蒋介石问这些黄埔生：“你们知道怎么戴军帽吗？”学生们都一愣，以前天天戴，与其说是戴，急了的时候不如说是扣。蒋介石当即亲自示范——戴军帽时用食指和中指捏住帽徽，拇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这样的做法才能让军帽标准、端正的冠于头上。学生们一看，都服了。到底是校长，到底去过日本。这种习惯直到晚年，蒋介石仍旧讲求。他在台湾执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自己的孙子蒋孝勇下了小学归来，脑袋瓜给剃得铮亮。蒋介石就纳闷了，小家伙一脑袋的好头发，凭啥给剃成秃瓢了？他就问蒋孝勇原因，蒋孝勇回答说这是学校老师为了响应“总统”的“卧薪尝胆、反攻大陆”的号召，学习“总统”“光头革命”的精神，所以，所有学生必须剃光脑袋瓜。蒋介石这个气啊，当着孙子的面就说开了：“我当初之所以剃光脑袋，不是什么光头革命，一则是军人风貌，二则即更主要的是我的头发不多，而且细长，索性剃光更好看一些。”随后，蒋介石下令不要学校给学生搞什么“光头革命”。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叫做：“妍皮不裹痴骨”，后秦帝国的皇帝姚兴对此就特别推崇。蒋介石也不例外。其实，只要看看蒋介石麾下的著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蒋鼎文、顾祝同、刘峙等人的相貌便可以了解一二了。不过，以貌取人到底不如以才取人。貌不惊人的徐向前就是蒋介石看走眼的最好的一个例证。蒋介石对于一口山西话且相貌平平的徐向前并无深刻印象，更想象不到此人的军事能力后来竟然勇冠三军。
蒋介石的问话通常不是聊家常，而是单刀直入的过问你的学习、生活和业余爱好。问的次数多了，也就难免不有雷同的地方。特别是问你最近读过什么书，有的人为了取巧，就故意说读了《曾文正公全集》或者《曾胡治兵指要》等等，蒋介石间或问到一些内容，但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就很高兴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至少在欺蒙或者蒙蔽上级这一点来说，作为下属是有一定的功夫的。而且，通常来说，越是身居最高层，下情的上达也就难度最大。就“下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下级因为通晓“下情”才有了一些生存空间，如果这点资源都给上级垄断的话，那么下级只好横死。所以，“下情”的控制使用和选择性供给是作为下级的必修课，谁要是这门课毕不了业，他也就不配再做下级。千百年来，上下级之间发生的多起矛盾中最根本之一便是“通气”问题。
政治家们的谈话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收服人心。陈布雷曾回忆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一席谈话后的观感时，不无感慨的说过，当他见到蒋介石的一瞬间，他自我感觉：此刻，他蒋介石让我去做什么我都愿意。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在胸中升腾。
不过，眼下不论是召见者还是被召见者，他们都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细微末节了。贼心不死的陈炯明已经准备卷土重来。这次，陈炯明比以往增加了一些本钱，与盘踞在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遥相呼应。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剿灭陈炯明。1925年9月28日，东征军成立，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兼任东征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东征军打击的重点是陈家军的老巢——惠州。林谦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野战。
但是，这次野战让林谦领教的不是战争的残酷，而是战场上机遇的诡谲。林谦当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是钱大钧。钱大钧是江苏苏州人（生于江苏昆山，四岁起随父迁居苏州，履历历来填写苏州人），性子绵软，很讲情面。而且，在名利场上多半能表现出至少是表面的恬淡。民国时代不属于国民党正宗嫡系的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都比较喜欢钱大钧，其中张学良与钱大钧尤其交厚。钱大钧本人曾经在保定军校担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职务，而陈诚那时候是钱大钧不折不扣的学生。1936年已经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钱大钧被蒋介石安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的位置上去，而行营主任居然就是当年钱大钧的学生陈诚。蒋介石包括何应钦、陈诚等人在内都认为钱大钧未必肯干，哪知道当蒋介石征求钱大钧的意见时，钱大钧居然不以为意：“人间一切皆在变，先生既可以当学生，学生也可以当先生。”这话传诵一时。而其时，陈诚多数时间在外，广州行营日常工作均由钱大钧掌握，陈诚虽名为主任，但实权却操在钱大钧手中。
钱大钧的三团驻扎博罗，任务是防卫蒋介石的东征军总指挥部。钱大钧生平有两个外号最能说明钱大钧的为人。第一个是“黄埔蛋”，第二个是“钱大钩”（也作“钩大钱”）。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外号。何应钦的外号“何婆婆”指的是何应钦在黄埔系阵营中的实际地位，仅次于“老公公”的蒋介石的“老婆婆”。而钱大钧的“黄埔蛋”的外号则生动的再现了蒋介石、钱大钧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这个人牙口不好，吃东西就有点费劲。一般都是要先挑酥软的东西入口。因此，鸡蛋就特别合蒋介石的口味。说起来，政治强人喜欢吃鸡蛋似乎成了中外的通例，比如希特勒就尤其喜欢烹食鸡蛋，他身边的厨师甚至可以炮制一百多种鸡蛋类的饮食，目前保留的纪录片中还有希特勒与德国装甲兵共进午餐的镜头时摊鸡蛋的那一幕。但是，我们都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也就是说“烹小鲜”往往是最难的。清代才子袁枚也喜欢吃鸡蛋，特别是鸡蛋羹（北方人叫鸡蛋糕）。有一次，他吃到了味道无比鲜美的鸡蛋羹，就追问厨师这是怎么做的，厨师那天心情可能不好，就忽悠袁枚说：“这鸡蛋得反复搅动一百遍”。袁枚没听出来这是“泡人”的话，硬是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笔记中，继续“忽悠”子孙万代。
钱大钧平素就对蒋介石的起居饮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警卫、保安工作都是钱大钧一手操持。有一回，蒋介石随口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吃上一次‘黄埔蛋’。”的话。钱大钧马上就去找人操办。这“黄埔蛋”的经历有点跟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类似，蒋介石当初经过黄埔港时吃过一个名叫“严妈妈”的人烹制的炒鸡蛋，印象特别深刻，回味无穷。其实，这“黄埔蛋”没啥特殊的秘诀，就是大火烹炒，后放葱花，起锅麻溜。一开始，派下去的人没找到，钱大钧就急了，自己带着卫兵到周边农村去打探，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严妈妈真给钱大钧找到了，老人家年近六十，身体还硬朗，就是耳朵不那么灵。钱大钧请老太太再给蒋介石烧制一次黄埔蛋，蒋介石大快朵颐，连声称赞，严妈妈把这个手艺后来告诉了蒋介石身边的厨师，蒋介石每吃黄埔蛋，必然想到钱大钧的“辛劳”，内中的思绪自然不言而喻。“黄埔蛋”的外号按在了钱大钧头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钱大钧在黄埔军校的各教官中升迁速度相当之快，一度代理何应钦的教育长乃至代理蒋介石的军校校长。后来经常挂在钱大钧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领袖也是人。”
这次驻扎博罗，照例还是钱大钧负责卫护蒋介石的安全。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调蒋先云来做自己的警卫部队首领的。蒋先云是“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并称“黄埔三杰”），他是湖南人，可蒋介石一直想跟他拉同宗的关系，还一度让蒋先云做自己的秘书。（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后最早选定的两位机要秘书就是蒋先云和陈立夫）蒋先云的妻子李袛欣是中共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的小妹，1927年，蒋介石专车途径醴陵时，蒋介石派专人请蒋先云的老岳父就是李立三的父亲李石硅前来叙谈，一坐竟一个多小时，当地报纸大张旗鼓的宣传“蒋总司令会见李老太爷”。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蒋先云回头，义无反顾的蒋先云还是一头扎进中共的阵营中去。然而，在自己的战友、同志中却不乏对蒋先云存在猜忌、怀疑之辈，这让蒋先云异常苦恼，在与李一氓的闲谈中多有流露。1927年5月的临颍战役中，蒋先云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终牺牲。李一氓说过：“他是下了决心，牺牲在战场上，以表示他对党的忠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怀疑他的人，最后相信蒋先云没有被蒋介石收买。无端的猜疑是很可怕的。”
蒋先云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调来给蒋介石当警卫，他直率的表示自己愿意血染沙场而非看家护院。要是放在别人给钱大钧说这番话，钱大钧早就恼了，可蒋先云毕竟非比旁人，那是蒋介石的爱将。所以，钱大钧只好苦笑的说道：“老弟啊，给校长作警卫怎么能叫看家护院呢？”这样，钱大钧选派刘天程所在的连队作为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刘天程自然把这当做美差来看，他对林谦说：“这蒋先云也不知道脑子动了哪儿根筋，硬是要效命沙场，精神固然可嘉，但护卫总指挥不也一样光荣吗？而且，还会让总指挥青眼相看的，我真不知道这帮子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件事留给林谦的印象很深，直到十年以后，他与被俘的红军师长胡天陶对话时，这保存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又被重新勾了出来，让林谦久久陷入深思之中。
林谦所在的连队刚刚进入角色就传来警报。原来经侦察发现，有一股“陈家军”向博罗方向突袭而来。钱大钧命令警卫连立即做好保护总指挥部安全撤离的准备。林谦觉得这道命令来的奇怪，因为此前刘天程跟他透露过，前线已经牵制大量的陈炯明的部队，而且何应钦将第一师的骨干力量全部调来防卫博罗总指挥部，是不是在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前不要轻易做出张惶的举措来？刘天程拍了拍林谦的肩膀说：“佐民老弟，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现在钱大钧就是我们的东家，你不听他的话，出了麻烦谁给你兜着？”
刘天程他们紧锣密鼓的张罗着，蒋介石一进来就来脾气了，大怒：“谁在搞什么？”下面人就跟他报告了，蒋介石一听更火了：“把钱大钧给我叫来！”钱大钧一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蒋介石拍着桌子说：“把陈赓给我找来，我要陈赓当我的警卫连长！”钱大钧一边擦汗，一边解释：“钧座，陈赓是共产党员啊。”蒋介石怒气不息：“共产党怎么了？国民党员不争气嘛，惠州铁桶一般，还不是蒋先云这个共产党先登上去的？敌军未至，我们倒先自乱阵脚，哪里还有军人的气概了？你去把陈赓给我找来！”
惠州是陈炯明多年以来盘踞的老营，易守难攻。何应钦和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亲自督战，第一师第四团团长、老同盟会会员刘尧宸率领攻坚队直扑惠州城，不幸中弹牺牲。经周恩来建议改用链条式攻城方式，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率第一组首先攻城，陈赓等第二组随后跟进。1925年10月14日下午三时三十分，蒋先云第一个登上惠州城，陈赓第一个将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插上城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以后，连声说：“还是陈赓，还是陈赓。”在黄埔军校中，“黄埔三杰”各有千秋，同学中有句顺口溜叫做：“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
陈赓带的部队的特点就是腿勤、腿快、腿长。这个优点和特点不仅被蒋介石所激赏，就是后来别人从望远镜中看到冲锋陷阵的陈赓及其部队时都不住的赞叹说：“陈赓行，能当军长！”这次调来陈赓连做警卫部队，也多亏了陈赓的腿，救了蒋介石一条命。不仅救了蒋介石，也救了钱大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