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彩！”
稷下学宫的辩论广场之上，叫好喝彩之声不断。
在所有罪行当中，最严重的莫过于谋逆之罪，这可是要诛九族的。
难道，这样的罪行，儿子都不能向官府告发？
左丘明想了一下，便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
“但，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属于不孝，应杖一百，徒三年，诬告者绞。”
“至于盗窃、抢劫之类罪行，子孙不应告祖父母、父母！”
那士子质问道：“若祖父母、父母犯下杀人之罪，子孙也不该告发吗？”
“应予以规劝，这是子孙的本分。若规劝过后，祖父母、父母仍不改过，仍不去自首，子孙就应该告发。”
“好！”
“善！”
一众士子纷纷赞同。
那士子也朝着左丘明行了一礼，道：“先生所言，在下附和。”
在“干名犯义”的事情上，到这里就能确立了。
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的确属于“不孝”，但是隐瞒不报的话，一样是属于犯罪行为。
由于吴国存在连坐制度，所以对待这种事情尤为严苛。
邓析又站在了辩论台之上，朗声道：“二三子，我大吴有着完善的养老制度。养老敬老，对于孤寡老人有养济院，若家中有老人者，主动赡养的子孙，还有一定补贴。”
“然，徒流罪犯家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疾病而无其他男丁侍养者，是否停止或免除刑罚的执行，返家侍养其亲？”
“请二三子各抒己见！”
这就是“存留养亲”的问题了。
在这个事情上，士子们不由得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
人都是感情动物。
对待老人，何以“子欲养而亲不待”？
就算是罪犯，也应该网开一面，准许罪犯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
左丘明站了起身，朝着四方台上的庆忌躬身行礼道：“我认为，子孙必须尽养老送终的义务！”
“曲法伸情，对于身犯死罪，父母、祖父母陷入绝嗣与无人赡养者，应该让他们暂留在家养老送终后再执行死刑或流刑。”
“具体可以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六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不可！”
这时，一名年轻士子站了起来，反驳道：“法不容情！”
“死缓、流缓，皆不应该。我吴国犯罪，从来就没有祸不及父母妻儿的说法！”
“似尚无悖于礼教！”
“犯法便是犯法，绝不能姑息。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子孙犯法，祖父母、父母应该承担过失，何有存留养亲之说？”
左丘明缓声道：“足下所言，大缪也！”
“存留养亲，合乎孝道，合乎人情，更是我大吴推行的一种仁政！”
“罪犯要被处死或流放，迟早必有之事，又何必在乎这几年光阴？”
“哼！”
那士子冷笑不已，道：“足下简直是胡说八道！”
“若是死刑犯，准许其存留养亲，岂不是让他多活了几年？”
“要是按照足下的说法，家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疾病而无其他男丁侍养者，我若为罪犯，致残于祖父母、父母，多奉养几年、十几年，岂不是能逃避刑罚？”
“若只是流放之刑还好说，这死刑犯，断然不能准许其存留养亲！”
“好！”
”彩！”
士子们纷纷拍手叫好。
吴国重视法治建设，所以普法教育深入民间。
犯了死罪，就应该处死，而不是判处死缓。
万一死缓，缓着缓着最后还被减刑，岂不是很荒谬吗？
因此，在关于“存留养亲”的问题上，吴国最终确立的是，被依法判处徒流重刑应当外遣服役的罪犯。
如系独子，或虽非独子但家无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而家中却有年老、残废或者身患重病的祖父母、父母等长辈亲属需要侍奉养老者。
该犯可不照原判刑罚执行，改处枷号杖责，处罚后返家侍养其亲。
如果犯了死罪，即使是独子单丁，亲老残疾无人奉侍，也不准留养。
此外，罪犯原有兄弟过继他人而可以归宗者，或可以另继者，以及忘亲不孝者，被杀之人亦系独子者等，也一概不准存留养亲……
“那是何人？”
见到那个年轻士子竟然辩倒了左丘明，庆忌一时间来了兴致，询问道。
“回禀大王，这是臣的弟子李克。”
邓析回答道。
“哦，原来是法家士子，你的高足当真不同凡响！”
庆忌很是赞赏的点了点头。
这一次的辩论大会，诸如计然、孔丘、邓析等显学大家，是无论如何是不能上台辩论的。
因为，庆忌想着多给年轻人一些表现的机会，以便于“继往开来”。
廷尉邓析再一次登上辩论台，高声道：“无夫奸，即‘奸非’是否应判处刑罚？还请二三子畅所欲言！”
所谓的“奸非”，就是与未婚女子（或丧偶女子）发生自愿g行为。
顾名思义，这种行为的对象都是没有丈夫的女子。
家族本位，出礼入刑。
在后来的历史上，历朝历代对无夫奸都是大力惩治的。
这就是所谓的“礼教之妨”！
在古代，无配偶的女性与他人通jian，除了对本人的声誉造成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该行为会影响父母、兄弟的清白。
如若已允诺嫁给他人，更是对未来夫家的莫大侮辱……
对于违反礼教的行为，古代奉行“出礼入刑”。
简单说，就是一旦违反了礼教，必将受到刑罚，不存在“中间地带”。
历史上无夫奸长期被视为严重违反礼教的犯罪，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无夫奸的惩罚。
“我认为，奸非，无罪！”
左丘明起身道：“在室之女犯奸，为家门之辱，贻笑于人，其父母视为大耻，其忿怒尤甚于夫之于妻。”
“在华夏礼教，是为大犯不韪之事！”
“奸非虽能引起民风之害，然径以国家民风之故，科以重刑，与刑法之理未协。”
“惟礼教与舆论足以防闲之，即无刑法之制裁，此等奸非行为亦未因是增加！”
左丘明的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他认为无夫奸只可通过道德舆论进行教化。
“好！”
“彩！”
士子们纷纷叫好喝彩起来。
这其中，尤其是儒家士子力挺左丘明。
为何？
儒家重视礼教，按理说，对待这种“奸非”之事深恶痛绝。
但，这个时代的儒生跟后来的儒生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民风开放，男女大防还没有后世那么严重。
人们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持“中庸”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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