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朝,冉闵还很懵逼,便将王猛留在了建章宫,坐而论道。
“景略,今日的大朝会上,你为何站在文章的那边说话?寡人想要富国强兵,就不得不变法,而变法就不得不推行均田制,而均田制想要顺利推行,还要效果显著,就不得不进行人口普查,而想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就必须要推倒士族这只拦路虎!”
“但是士族们绝不会配合均田制的推行,也不会让我们顺利进行人口普查的。他们这么多年来不知道藏匿了多少的人口!这一次的高煜之死,就是寡人要铲除宗主督护制,铲除士族豪强的坞堡的一个契机呀!”
冉闵有些愤慨,有些不解,花费了这么大的气力,好不容易抓到了颍川陈氏的小辫子,正想要扩大影响,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对士族们的坞堡下手呢,可是王猛这厮怎么一点都不配合,反倒还跟他对着干呢?
王猛淡淡的摇摇头道:“大王,请恕臣下直言,关于此事,大王你做得确实不厚道。须知法不诛心,唯论言行!这,才是法家之精髓,这,才是变法之精髓呀!”
“此话何意?”冉闵有些不解。
王猛侃侃而谈道:“大王,你不能随意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测来确定一个人的好坏,行为是判定一个人功过的准则。命令或法令一经公布,就严格执行,如有违犯,就依法论处!”
“而现在高煜确实是死在了陈氏的坞堡之中,这是事实,但并非铁证。要给一个人定罪,需要证据确凿,使其百口莫辩,但凡人证物证俱在,谈何辩驳?但是大王你没有,你只是凭借着主观的臆测,凭借着个人的喜好,带着个人的目的去盖棺论定,这不是在给咱们的变法增添许多阻力吗?”
还给变法增添了阻力?
冉闵更是不解。
但是冉闵已经明白了法不诛心的意思。
“法不诛心,唯论言行”,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
法不诛心,对罪与非罪进行了明确规范。
将“法不诛心,唯论言行”应用于司法实践,有效厘清了人的内心想法与言行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即内心想法无论是什么样,无论多么邪恶,都不能构成犯罪,因而不能以人的想法危险为由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说的话,或者采取的行动对国家或者他人的安全、利益有危害的时候,才能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定罪,并予以惩处。
简而言之,就是确定一个人是否犯了罪,要看他的言行是否是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的。法律不惩治人的内心想法,只惩处有现实危害的触犯法律言论和行为。
王猛继续道:“大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法不诛心,唯论言行的理念指导下,人的内心思想是不触犯律令的,也没有写进律令。即使有人主张对思想危险的行为进行惩处,官府也应以罪刑法定为依据,作出无罪推定,而不是作出有罪推定。”
“法律可以禁止人的言行,却无法禁锢人的思想。对于每个人来说,内心的思想总是很活跃,也不乏危险的思想。比方我们和某一个人发生矛盾,或者某件事令我们很气愤,内心甚至会产生将对方杀死一百次的想法。但事实上,那只是一时之气,心情平复之后还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羞愧。”
“要是法律诛心,对人的内心思想以犯罪进行惩处的话,恐怕世上没有人不犯罪的了。法不诛心,唯论言行能有效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以法律之名,行泄愤、报复、迫害他人之实。”
看着冉闵似懂非懂的模样,王猛笑了笑:“大王,臣说了这么多,你都听懂没有?”
冉闵颔首道:“景略,你说的这些寡人都知道。寡人也知道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以身作则,不应该滥用职权,公报私仇,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将刑事擅自扣在一个人的头上。”
王猛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冉闵起身,向着王猛作揖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景略,寡人自知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寡人想要新法顺利推行下去,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不是大王你将罪责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借口。”
王猛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道:“大王,须知法家主张的是法治而非人治。”
“噢?这法治为何?人治为何?”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人治之思想,在于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
“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仁,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人治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
“简而言之,就是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难道是大王你想要的吗?”
“不,这不是寡人想要的。”冉闵果断地摇摇头。
王猛又道:“推崇人治,不是不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局限性有限,除非是贤明的君主在位,不然国家想要强大绝无可能。如春秋时的齐桓公,战国时的齐威王,他们都是依靠人治来使得国家强大的,但是富不过三代,他们一死,国家就渐渐衰落了。”
“何以也?就是因为主张这种国策的国君薨了,而继位的国君又施行了另一种国策,故而这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反之,就是法治。人治与法治是相对的,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战国时的秦国!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濒临灭国边缘的西陲小国,一跃成为了战国七雄,乃至于后来的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为何齐桓公薨后,齐国的霸业就没落了?但秦国却是在秦孝公、商鞅相继去世后,秦国却是愈加的强盛,甚至是长达百余年几代人的强盛?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王猛掷地有声地道:“人治,人还在,政令就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人死了,政令也将不复存在!而法治,则是人无论生死,国策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出现了碌碌无为之君,国家也还能强盛下去!政令也还能继续推行下去!”
人治,即德治。
华夏古代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主张,但实际上并没有哪个朝代使用单一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并用的,不过区别的是各有侧重。
同时,也应看到,很多时候,德治和法治都服务于皇权。所以,实际上会表现出三种情况:
一、皇权至上,德法兼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是典型的人治。这又分两种情况,君主推崇德治,那么身后多数能拿个仁宗、孝宗的庙号,而推崇法治的强势君主就复杂了,如秦始皇、隋炀帝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
二、法治为主,德治为辅。这种情况一般是君主较为弱势,相权或其它权势强于皇权,如曹操时期。
三、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般是什么德宗、宁宗时期,皇帝或许儒弱,同样也有权臣。
华夏古代,虽说儒治、法治方略是基于在人性前提,比如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企图依赖思想教育(德育)或法律惩罚(律法)来进行国家统治,但是最终强化的还是君权为核心的统治结构,君主变化了,治国方略就会有变数。
因此,能继承和坚持先皇治国方略的,多数不会是糟糕的朝代,比如文景之治,仁宣之治。
冉闵听了王猛说这么多大道理,总算是听进去了,于是让人把陈亮无罪释放了。
“景略,但寡人对宗主督护制深恶痛绝,还是想要铲除各地的坞堡,解放被藏匿的人口,你何以教寡人?”冉闵虚心纳谏。
闻言,王猛云淡风轻的笑道:“大王还想不明白吗?大王代表的是朝廷,是大魏国的主君,铲除坞堡,解放被藏匿的人口,这本就是伸张正义之举,大王又何必遮遮掩掩地搞这些阴谋诡计呢?恕我直言,大王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派兵去要求士族自行捣毁壁垒,释放奴隶。”
“……”
冉闵听到这话,顿时眼前一亮!
对啊!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呢?
要知道,历史上铲除坞堡的王朝可不在少数。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曾下令摧毁坞堡,但禁之不能绝。
此后各个朝代都有打击坞堡的战事,远的不说,就羯赵一朝,石勒与石虎都曾不遗余力地攻破中原各地的坞堡。
就连冉闵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做过乞活军的将军,在坞堡里反抗赵军的入侵!
冉闵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去攻打各地的坞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