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地理学，对一国影响至深。当下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从战略上定位不同区域，构筑全国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国定都之争中，钱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论”及其及背后的文化地理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略视角。
钱穆先生把西北地区视为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因而主张定都西安，北京则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也是对未来中国立国大计的宣示：以一种逆势进取而不是安于永逸的国家精神，来宣示对西北边疆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钱穆关于中国立国形态的独特思考，不同于当时陆地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英美，而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文明道路。他这一设想虽因种种现实条件未能施行，但却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立国形态和文明发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资源天然向东南倾斜，东部人口过度增长，弊病和缺陷已逐渐暴露。当下中国能否“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需要更为深远的谋划。
“建国于大地之上”：钱穆的首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地理学
从1937年11月蒋 介石迁都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一时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当时中国政学两界对建都问题的激辩，首都问题成为民国中晚期风靡一时的宪制议题。傅斯年、胡焕庸、张其昀和钱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说，逐渐形成建都西安、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张。
钱穆先生从1942年至1946年陆续撰写并发表《战后新首都问题》《论首都》等政论文章来予以回应，足见钱穆对首都选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关注和重视。
对钱穆而言，这数篇文章绝不是简单应对一时的政治议题和时代需要。钱穆认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时人充分挖掘和阐明。
1951年，钱穆在台湾应邀发表一系列演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讲中，他重提自己当年的首都说，并通过“文化地理”这一概念，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待首都问题所反映的立国形态与中国历史大势的内在关联。
简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间钱穆的首都论说着眼于新的历史时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国百年大计的眼光审视现代中国的立国形态和未来前景。
这些文化地理学论述集中体现了钱穆对战后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国文明未来的深思熟虑。在首都位置的选择上，他的观点十分明确：新中国的首都问题，“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所以应当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
首都论主要可以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立国规模与精神以及海陆文明的道路选择这三个递进的层次加以阐述。
▍中国的“心脏地带”：定都西安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1943年的中国处在一个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鏖战正酣，英、法等西欧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体系正在崩解，同时新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见；另一方面，在国内的抗日战争中，近半国土惨遭蹂躏，民众流离失所，而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开罗宣言》的发布，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战争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方能于山河破碎之际，运思战后的世界秩序和新中国的政治重建。
从世界学术思潮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也是政治地理学蓬勃发展，继而走向巅峰的黄金时代。就在钱穆发表《论首都》的几个月后，哈尔福德· 麦金德（halford kinder）于美国《外交》杂志上刊载《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战后的地缘政治局势。
大致在这一时期，卡尔·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 菲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等多部论著相继出版发行，一系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断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无论是钱穆还是当时参与建都讨论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建都问题逐渐演变为未来中国是走向陆权还是海权的道路之争。
无论是对钱穆还是同时期的其他论者来说，首都问题不单单是一城一地的选址问题，它一方面事关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国家统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征，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往往反映，并深刻影响着未来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
就钱穆而言，定都西安的着眼点是西北地区。钱穆主张定都西安的核心着眼点是，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钱穆所定义的西北地区主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等地区。钱穆的西北地区论和首都论可谓是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中国西北地区也倍受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的密切关注。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1904年和1919年发表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