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徐老师感情真好，你们是青梅竹马吧？”盛春成问李老师。
“不是，我们不是青梅竹马。”李老师说，“但我们是天选之人，也可以说，是天注定的伴侣。”
“不明白。”
盛春成没太听懂，李老师说的天选之人是什么意思。天注定的伴侣？他能够理解，那就是你的另一半必须是我，我的另一半必须是你。可是，在这个世界，真的有男女是天注定要在一起的吗？就是在一起了，他们就注定不会分开？盛春成将信将疑。
盛春成开玩笑：“你的意思，是老天爷摇色子，把你们摇到一起的？”
李老师大笑：“对对，你这个说法更形象，我们还真的是老天爷摇色子，把我们摇一起的。小盛，你这个说法我要剽窃，下次和人就这么说。”
李老师告诉盛春成，他和徐老师，是在一个知青点好上，最后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是知青，他们那个知青点人很多，一个公社，就是现在一个乡镇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男男女女有一百多人。他和徐老师，在一个公社的知青点，但并不属于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他们不在一个村。
白天干活的时候不在一起，各自去各自的大队，只有晚上收工，回到知青点的时候，所有的知青才会在一起。
知青点人多，他们两个，又都属于那种很普通，也不出风头的人。那个时候，有人学毛选学得好，很出风头。有人跳舞跳得好，经常各种庆祝活动上台表演，也很出风头。有人画画得好，美术字写得好，到处提着油漆桶和广告颜料，去写标语，画宣传画，也很出风头。
还有篮球打得好的，象棋下得好的，手风琴拉得好的，打架特别勐的，都可以出风头，当然，长得漂亮，肯定也是很出风头。
他们两个长得普通，也没有能让他们出风头的一技之长，属于淹没在人群里的那种人。因此彼此，连认识都说不上认识，也没讲过话，最多就是在化工新村的街上看到，会觉得对方面熟，应该是一个点上的知青，仅此而已。
那个时候，不仅像他们这种城市里的小孩，被赶到了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连城里的那些国营工厂也是，为了备战备荒，迁到了山沟沟里。离他们知青点十几里路，就有三家从城里迁过去的化工厂，有好几千工人，和一个规模很大的化工新村。
加上家属，化工新村住着一万多人，形成了一个没有正式名字的镇。
和他们知青点，孤零零地在一个山坳里，一个院子，几排茅草房子的寒酸不一样。和公社所在地，除了一家供销社，就没其他什么商店也不一样，化工新村，在他们看来就是人间天堂。
在化工新村里，不仅有百货商店、照相馆、新华书店、理发店、化工饭店和化工招待所，还有电影院、图书馆、文化宫。还有长途汽车站和一个轮船码头。还有一个自发形成的马路集市，周围农村的农民，会把自留地和山上水里的出产，拿那里去卖。
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热闹了。
因此，他们知青，只要有时间，就都会往化工新村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峰是六十年代，到了七三七四年，新增的知青已经不多，主要是城里的青年，哪怕没有工作，留在城里，整天瞎逛闲混，街道上管得也不像前几年那么严，一定要把你往下面赶。
知青点上的知青，开始一年年减少。有去上大学的，那时也有大学，不过大学生不是考试进去的，而是上面分配指标，发到下面，下面就搞推荐，主要是绞尽脑汁开各种后门，而去上的大学。这批大学生和后来高考进去的学生，有个区别，他们叫工农兵学员。
还有城里父母退休，回城顶职的。就是你在城里的父母，要是有单位，一个人退休了，你可以选一个子女，顶着你的名额进这单位，叫顶职。
还有有因病返城，在城里长期泡病假的。
最多的，还是在当地，被招到各种单位，像什么供销社农机厂船运公司搬运公司等等。农民的子弟，当时连参与招工的资格都没有，这些单位需要人，要招工，只有在有居民户口的知青里招。供销社所在地的青年，基本都是农业户口，一样没招工资格。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离开知青点，要是家里没有背景，送礼和走后门，那是必须的，那个时候走后门蔚然成风。
我和徐老师两个的家里，都很穷，更没有什么背景。她爸爸早就已经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妈妈和弟弟，妈妈提前从街道的工厂病退，她弟弟顶职回了城，她回城的路就没有了，只有留在那里。也没有送礼的钱。
我更惨，父母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湖北的五七干校，被下放着。哥哥在云南当知青，姐姐在北大荒，一家五口人，分在五个地方。城里的房子没人住，都被房管会收回去，户口都被当地派出所给注销，更别想回去了。
知青点的知青，就这样从一百多人，减到了几十人，十几人，几个人，一直减，我们两个，随着知青点人数的减少，越来越熟，心里其实是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味道。
到了最后面，其他的人都走了，整个知青点就剩下了我和她两个人，想不熟都不可能。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天选之人？老天爷选来选去，最后把我们选漏掉了，留了下来，留在那个山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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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和当地的农民，关系本来就不好，你想想，知青都是城里去的年轻人，又在那物资极度贵乏的年代，肚子每天都是饿的，脸是菜色的。在农村，偷鸡摸狗那是常事，还偷农民自留地里种的菜。
房前屋后果树上的水果，更是还没成熟就被偷完了。说起来好笑，那几年，我们每年吃到的枇杷都是青的，桔子也是青的，哪里会让它们有成熟变黄的机会。
连葡萄架上的葡萄，农民挂了块纸牌子，上面画一个骷髅头，写着“农药有毒”几个字，照样被偷完，谁管他。
当地农民气的半死，骂我们说，什么知识青年，比国民党反动派，比日本鬼子都不如，你们也就会个三光政策。
气不过的农民追到知青点，这个时候，知青是很团结的，男男女女，就和他们打。他们都是有家的，真打起来，哪里有我们这些赤条条，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厉害？每次肯定是老乡输。
你想想，双方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关系怎么可能会好？
而且，那时的知青，大都处在理想破灭的时候，都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什么大道理，政治上的恫吓，对他们都没有用了，已经活到了最底层，你还能奈我何，大不了老子和你拼了，都抱这样的态度。
知青点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公社也好，大队也好，都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我们这些人不存在，只要我们少去找他们麻烦就是。
知青这里，人少之后，也不敢进村去偷鸡摸狗了，知道再打起来，自己人少，打不过人家了啊。
这样双方偃旗息鼓，反倒平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