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早上9点，于德利看到会议室里人都到齐，便对着麦克风轻咳了两声示意开会。随即在场众人便将目光都落到了赵新的身上。
“开这个会呢，一开始是我的主意，跟老于讲了后我有事就走了。这几个月都是老于和老陈在准备，方案也是他们俩写的。在此，我先表示下由衷的感谢，没有你们二位，这场会就不能顺利召开。”
随着赵新的话音一落，会议室内就响起了掌声。在座众人都知道，今天乃至之后数天的这场闭门会，将决定本时空华夏的走向，无数人的命运，以及自己在未来的地位。
二十一个人，二十一种心思。或许某些人和赵新一样，目前在很多方面的想法是一致的，但那也仅限于在夺取天下之前。至于打完天下之后，那就真的很难说了。
赵新等掌声沉寂下来后，拿起陈青松写的那份政体方案，笑呵呵的道：“说实话，老陈起草的这份文件，内容很让我意外。据老陈自己说，为了写这份东西，被折磨的足足掉了五斤肉......”
“呵呵......”在场众人闻言都笑出了声，陈青松也自嘲的捋了捋下巴，感觉真有些尖了。
“因为时间和修改的关系，文件昨天晚上才最终定稿，我也只来得及匆匆看了一遍。之所以把这次的会议周期定为一周，就是希望大家在听过后，开诚布公的说出自己的看法。”
赵新扫视了在座众人一圈，语突然变得严肃，继续道：“在座的诸位，都是已经决定在本时空安家长住的，政体的事跟大家都息息相关。首先我要声明一点，这场会不管各位说什么，有什么意见，都不会因言获罪。无论我们采用什么体制，一定要基于当前的社会阶级状况。”
此言一出，在场众人纷纷点头。赵新的话说的毫无破绽，所以众人也不知道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再做讨论。”
“第一条，原则。本草稿的目的，旨在为拥有一千七百完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确定政治体制。该内容完全建立在理性和正义的原则上，以确保人民能充分享受其权利和行使义务。将本草稿中的各部分内容结合在一起，用以彰显政体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是为建立一个工业化的强大国家，并使个人意志服从公共意志，允许人民行使主权，以达到平等和行使自然自由，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条，政体。诚然，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君主制的共和国家。然而鉴于目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民众的教育问题，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实行虚君共和制度，皇帝一职将会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存在，不具有有政治实权。对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力，将会由一个以我们和本时空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负责......”
当赵新念完这条，在场的半数人都是面色一变，目光纷纷往面无表情的陈青松身上扫，然后看向于德利时，发现那位也是一脸的云淡风轻。众人心说难道这两位是被赵王爷给收买了？好好的共和不搞，居然弄君主制这套！
就凭赵王爷那套“神通”，虚谁也不能虚他啊。这位恐怕是既要挂着羊头，还得横跨军政两界揽实权，这特么以后他要想搞点事，谁制的住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赵新想搞点什么事，其他人也制不住。无他，北海镇的先天体制就决定了。而在前些日子参加了招待法国人晚宴的那些人里，有些已经忍不住开始遐想了，沈璇穿那套皇后的衣服，会不会是赵新在表态。
“......委员会下设军事、民政、监察......，原则上任何人不得跨两个以上部门任职。如有相关意见，可在全体委员会上提请讨论。”
好吧，当看到这一条，大家这才长出口气，心说赵王爷还成。军权他肯定要握着的，至于另外一个不知道会是啥。
此时的陈青松其实也在观察在座众人的反应，说实话，他为了写这份东西，三个月来真是受尽了精神煎熬。为了给君主制找到合理解释，瘦五斤算什么，他都把自己给绕糊涂了......
话说于德利当初在和赵新结束那场海边谈话后，便专程去了趟富尔丹城，和陈青松谈了两个晚上。政体这种事，北海镇里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有过体制内经历的陈胖子了。最后两人商定，政体草案由陈青松来起草，于德利负责察遗补缺。
跟赵新遇到的困扰一样，陈青松一开始起草方案，首先选择的也是共和方向；然而当他采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来思考政体问题的时候，一个无法绕开的基本问题摆在了面前，即“政治的合法性”--也就是如何使制订的政体体制取信于民。
为什么一部分人拥有统治权而另一部分人只能成为被统治者？某种特定的政治模式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尽管大多数的政治社会都是建立在非理性和暴力的基础上，但历代统治者都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做出论证。被统治者对统治的合法性论证的信服，是政治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前提，古典社会中尤其如此。
共和的原则是“天下为公”，也就是强调所有公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当然了，士大夫阶层对这套是最喜欢的，因为这意味着“道统”又重回他们的怀抱，甚至连“治统”都能分一杯羹。宰相制和内阁制么，地主阶层挥斥方遒的时代又来了。
然而对于刚从带清朝治下摆脱出来，连个大字都不识的广大老百姓，你告诉他如今变天了，你也能对朝廷的制度发表意见了，他一定会认为你在撒癔症。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多拾掇两亩地，让家里人吃饱饭，让孩子有书读，以求摆脱命运来的重要。
十八世纪的带清，是一个拥有90%农民的农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跟老百姓讲共和，纯属对牛弹琴。说白了，别看北海镇目前治下的老百姓有一百多万，可要是论起搞共和体制的基础，估计连一半都没有。
所以要想让天下老百姓接受共和，那就得通过一场场的运动进行改造，改造读书人、改造陈规陋习、妇女解放等等。问题是确定留在本时空的就这21个人，土地改革还没开始搞呢，其他再跟着一起上，极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到时候大家只能卷铺盖卷溜之大吉。
某些人会说了，北海镇拳头大啊，那还不想怎么着怎么着？民智不开，普及教育就好了。问题是那也得有段时期才行。北海镇的基础教育固然搞的不错，尤其是北海军，识字率高达97%。但和整个带清三亿多老百姓比起来，连根毫毛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南面还有一千万熟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卢梭说过一段话，即便赵新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却也承认对方讲的很有道理。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要知道服从某个政权的统治和承认这个政权具有统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由暴力产生的屈从不会让被统治者具有从心底认可的政治义务，一旦赖以维持的暴力基础被削弱，自然会有人起而推翻。物质或情感的动机可能出于习俗、畏惧和惩罚的情绪，但人的心理层面的情况往往是多变的，不能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
《孟子》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不是说北海镇的武器厉害，把满清收拾的满头是包，把沙俄打的跟孙子似的拓地万里，就能证明北海镇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里根本就不看重这个。否则的话，当初蒙元也好，满清也好，南下打统一战争的时候，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反抗。
那么摆在陈青松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权在古代中国才具有合法性？答案显而易见。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里，不管是皇帝亦或是大臣，仅是政治上的一个官位，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天子不尽职，不胜任，大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
以汉唐宋为例，汉代是宰相首长制，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后来改称中书门下。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在除了满清以外的中国传统政治里，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然而后世的无数人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
实际上纵观东西方政治，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无法说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因为只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定在仪式化上，二者其实差别并不大。君不见另一时空历史上，拉美那么多搞军人独裁的国家都说自己是民主共和国。
之后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北海镇要搞的虚君制，如何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说实在的，政治哲学问题陈胖子并不擅长，毕竟他当年在体制里的工作是副职，属于务实而非务虚。他越想越复杂，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纠结起君主制的合法性来了。于是他忍不住去找了汪中，就治统的合法性问题做了请教。
身为顾炎武的嫡脉传人，且对先秦典章制度深有研究的汪中没有直接回答陈青松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两段典故。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国人采取阴谋、暴力之方式改朝换代，一种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的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问题时，都会陷入一个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统治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须建立乃至维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造成这一困境的，是源于汉景帝时期的一段对话，后来被司马迁写在了《史记》里。汪中讲的第一段就是这件事。
当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跟前讨论了一下什么叫“君臣大义”。结果自此之后，关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区，汉代以后的学者们都不敢再碰。大家唯一敢喷的，就是上古三代真是好啊真是好，被咱们取代的前朝真是渣啊真是渣！
二人争论的实质是政治合法性中“形式”和“目的”之间的冲突。辕固生从目的来论证汤武受命的合法性，黄生从形式来论证汤武弑君的不合法性，而作为裁判的汉景帝则处于“臣妾做不到”的境地。
先秦诸子早期的政治合法性采用了“天命论”的方式，也就是将自己的祖先神化，他们作为神的后裔也就自然而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其重点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过随着“桀纣”这两位著名暴君的出现，目的取代了形式，黄老之说的“天道”和“道”这两个概念占据了政治合法性讨论的中心地位。
如果汤武诛桀纣是合法的，虽然汉可以就此证明其取代秦的合法性，然而他人亦可以之论证取代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造刘家的反那是应当应分的；如果是不合法，那么把刘邦置于何地？他可是秦朝的亭长，妥妥的乱臣贼子。
陈青松若有所思的听完，汪中随即又讲起了第二个典故，那就是发生于雍正七年的“曾静投书案”。这事很多后世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陈青松也知道，雍正为了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前年他在黑龙江城视察的时候，甚至还见到了吕家的后人。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而是围绕着“目的论”和“形式论”来讲的。
汪中的评价是，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说他傻，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以为凭着“华夷之分”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说他不傻，是因为他在《知新录》中一些想法没错。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形式论”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
话说从儒家的“道统”上来说，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所谓道义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归。而从这个逻辑上讲，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秉承道统的“士”才是受命于天。
汪中告诉陈青松，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目的论”，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形式论”。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怎么说都是错。
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这事从头到尾，让无数后人争论的“华夷之辨”根本不是重点，以“目的论”和“形式论”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杀了曾静和张熙，让天下人闭嘴。
换言之，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
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
当然了，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众治”思想。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泛泛一听，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
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对方笑着摇了摇头。
“老陈，顾炎武的书你没看过吧？”
“没有。怎么了？”
“他那个‘众治’可不是说老百姓能当家做主，实质上还是士大夫说了算。你想啊，读书识字的权力终归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而忙于生计的贫民被排除在外。他们这些人想要的，就是限制君主权力，调整过度不平等的君民关系、官民关系，为地主阶层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为他们提供制度上保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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