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和约瑟夫回去后马上就召集了叶尼塞斯克的犹太人长老开会。实际上都不用他们召集，所有犹太人都伸长耳朵等消息呢。
开会的地点是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酒馆内，本地犹太社团内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因为目前城内实行军管，街道上随处可见戴着红色袖标的军事警察，叶尼塞斯克的居民除了硬着头皮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一般都窝在家里，所以这些日子也没什么人来喝酒。
与会的犹太人里除了身为酿酒师的酒馆主人外,其他人大都是从事锡匠、钟表匠、玻璃匠、制皮匠、粮食贸易、木材贸易，甚至还有两个靠种地为生的小地主。
农业劳动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长期的客居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犹太人对土地的疏离感，这在欧洲的各个客居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
总的来说，沙俄政府是禁止犹太人从事农业的,建立的几个微不足道的农业移民点与其说是为了吸引犹太人从事农业劳动，不如说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安置从欧洲地区农村迁出的犹太人。
众人在听完了拉比和约瑟夫讲述了和赵新的见面经过后，一名酿酒商人提议道：“好吧，既然新来的中国人不让我们再从事高利贷生意，那我觉得还是离开这里为妙。”
“离开？现在外面可是天寒地冻，我们能去哪？科利万离这里可有上千俄里呢！”
“等会儿，利伯曼。那位大人也说，他允许我们在这里耕种，每家可以有一百亩地的份额。”
“见鬼，我才不想当什么农民呢！”
“是啊，他们只给使用权而不给产权，要是哪天中国人不高兴了把地夺走，到时候怎么办？女皇还会收留我们吗？”
“农民怎么了？我觉得能当农民挺好的，没有农民种地，酿酒的粮食从哪来？”
“我说,你们就没想过，虽然中国人占领了这里，可他们是在挑战整个沙俄帝国。要我说,他们能不能站住脚还不好说呢。”
“我觉得中国人还不错,虽然我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可他们毕竟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把我赶出家门。要知道当初在立陶宛，俄国人可没少这么干。”
“别做美梦了，中国人才来了几天？等他们动手你哭都来不及！”
......
众人七嘴八舌的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以拉比.伊利亚为首的多数人决定再等等看，毕竟那位中国人统治者只是口头在说，具体是不是会有新的法令条例，等到时候公示出来再做决定。
这年月大部分犹太人还没有兴起“锡安主义运动”，很多人就算是被迫害，也不会想着要回巴勒斯坦。这些年只有住在南俄罗斯的“哈西德教派”和“别鲁希姆教派”的部分人士才回到了巴勒斯坦定居。
要知道在另一时空里那些留着长鬓角、带着黑色礼帽的哈西德教派，在本时代却被正统犹太教所排斥，甚至在18年前将他们驱逐出了教会。
不过有趣的是，哈西德教派是希望将巴勒斯坦变为锡安运动的中心，而别鲁希姆教派则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反哈西德教派的中心。
酒馆老板马尔托夫在送走了参会的人员后，随即便挂出了酒馆开门的牌子。然而一直到天黑，泥泞的街道上除了担任军事警察的北海军仍在站岗巡逻，几乎看不到一个本地人的影子。
站在门洞处的马尔托夫张望了许久，最终无奈的叹了口气。他将酒馆里的油灯熄了,这才走出门洞,准备锁门回家。就在这时，只听身后有人道：“你这里有什么酒？”
马尔托夫回身借着身边墙上插着的松油火把的光线,这才看清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因为没胡子，看上去挺年轻的。不过此人穿着和其他北海军一样的墨绿色制服，戴着一顶没有军徽的翻毛皮帽子。从这身打扮，不认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个兵还是军官。
“中国人？”马尔托夫十分惊讶，自从北海军入城之后，他还从没接待过任何一位中国人。
“啤酒没了，有伏特加，老爷。”
“我可不是老爷，”对面那人呵呵一笑，操着一口十分流利的俄语道：“酒怎么卖？”
“每桶3......”马尔托夫犹豫了一下，随即坚持道：“好酒每桶5.5个卢布。”
“给我来两杯就行，一桶我可喝不了。”这年月一桶差不多得有12升多点。
说罢，那人抬脚走进门洞。马尔托夫也急忙推开已经关上的门，进屋后又把几盏油灯点上，然后才从柜台后面拿了一个木杯子，又打开了一瓶还沾着大麦皮的伏特加，一起放在了桌上。
那人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抿了一口，然后不置可否的点点头，随即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枚北海银币放在了桌上。马尔托夫好奇的拿起亮闪闪的银币，凑到油灯前仔细打量了一番。
跟沙俄政府发行的那种印有女皇披肩卷发头像的银卢布不同，北海镇的银币上的图像线条更加简洁清晰，武梁祠的轩辕黄帝像看上去胖乎乎的。马尔托夫翻到背面，发现是一圈环形的麦穗，以及一个阿拉伯文“1”，他立刻明白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基本货币单位。
虽然一元北海银币的含银量是6.9克，用的是925银，而一卢布的含银量则是7.38克，可因为二者在份量上相差不大，而且北海银币的亮度要比卢布高，所以马尔托夫并没有质疑其价值。
那人喝了一口伏特加，突然开口道：“有什么下酒菜？”
“有香肠和腌菜。”
“好吧，每样都给我来点儿，不用太多。”
等酒菜端上来，马尔托夫看到对方喝酒的样子就像是在品尝药汤，心里有些好笑。
“看来这个人很少喝酒。”他心里这么想着，然后躬身对对方道：“老爷，这可是本地最好的伏特加。味道怎么样？”
那人放下杯子，微笑道：“咱俩聊会天怎么样？要不你也倒上一杯，算我请客。”
开酒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请自己喝酒。马尔托夫虽然有些忐忑，可现在他是在中国人治下，于是便取了空杯子给自己满满的倒了一杯，一直漫到了杯子边。
马尔托夫举杯道：“您要不要说点什么？”
年轻人想了想道：“早晨的酒是石头，中午的酒是红铜，晚上的酒是白银，三天喝一次的酒则是黄金。那就为白银而干杯吧。”
马尔托夫听了这话顿时一愣，脱口道：“您看过《塔木德》？”
年轻人跟马尔托夫碰了杯，浅抿了一口，随即才解释道：“哦，是以前听人说过。”
一杯伏特加下了肚，马尔托夫的话也多了起来，他笑着道：“在西伯利亚怎么能少的了酒呢。年轻人，你俄语说的真不错啊，在哪学的？”
“呃，伊尔库茨克。”
“那地方我知道，我有个亲戚，头几年......”
随着一杯又一杯有人请客的上等伏特加下肚，马尔托夫的话匣子也逐渐打开。年轻人一开始先是聊了聊酒馆的生意，随后便将话题转向了包税制。
话说包税制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征税形式，十八世纪的法国包税商可以说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商人群体。
对于沙俄帝国而言，包税制的缘起与蒙古人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四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得益于其充当了金帐汗国最为得力的包税商。而当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这种包税制的传统也就沿袭了下来。
包税制征税对象就有很多，关税、盐税、酒税都可以包，而酒税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是国库收入的大头，超过了一千万卢布，占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时政府的包税法严格规定了包税商的酒类销售价格，其目的是在压低包税商利润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事与愿违，这样的规定不仅没有提高政府收入，反而使得政府的酒税收入逐年下滑。
已经喝了两瓶伏特加的马尔托夫红着脸对年轻人抱怨道：“那些老爷，官老爷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地区伏特加的销售总量......年轻人，到底卖了多少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年轻人点点头道：“也就是说，酒税收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你们这些包税商。”
“说的太对了！年轻人，干一杯！”
从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叶尼塞斯克跟其他沙俄地区一样，基本上是以酒类零售包税为主。各地区每四年进行一次竞标，于是包税商们就拥有了某一地区的酒类零售垄断权。
酒类零售的包税模式，促使包税商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不择手段的扩大伏特加的销售量，另一方面则或明或暗的提高伏特加酒的价格。对于政府而言，这种模式固然大大降低了酒税征收所需要的行政成本，但随着伏特加销量的不断增加，政府也失去了对酒类销售的利润及其社会影响的控制。
也就是说，由于沙俄政府缺钱，由此促进了酒类包税制的发展；而对于酒类销售行为缺乏控制，导致普通俄罗斯人渐渐变得贪杯。
所以话说回来，俄罗斯人其实并不是天生就爱喝伏特加。不是说生活在高寒地区就一定喜欢酒，获取足够的食物才是第一位的。在连粮食都不够吃的时代，用粮食酿的酒只能是奢侈品。早期俄罗斯人即便是喝酒，也只是喝啤酒和蜂蜜酒。
酒税包税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与其相关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沙俄政府规定，包税商必须销售标准烈度为四十度的伏特加，同时要求每桶的售价是三卢布。
而身为前包税商的马尔托夫告诉年轻人，一桶伏特加的成本价至少得是4.4卢布，再加上自己的运营成本，每桶伏特加至少卖5~6卢布，他才不至于亏本。
在这种情况之下，沙俄治下的包税商们要么就给酒掺假兑水，或是提高售价，要么就是向政府官员行贿。所以沙俄的包税体制已经成了“制度性的腐败”，对包税商来说，整体环境就是如此，没人会遵守法规。所有人只想着一件事情，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赚取最大的利益。
这顿酒喝了差不多得有一个多小时，乔装出行的赵新也大致明白包税制在北海镇治下必须要废除，同时还得从源头上控制住粮食交易和酿酒作坊的生产。
同时他也更加清楚了丢失整个西伯利亚对沙俄政府意味着什么，好大一笔国库收入没了！
赵新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正打算起身离开，就听门洞里又有人大声道：“有啤酒吗？”
话音未落，两个本地哥萨克就走了进来。
马尔托夫此刻已经有些醉眼惺忪，扶着桌子起身道：“没有啤酒。”
“放心吧，犹太佬，我们给钱。”
马尔托夫这会已经看清这两个客人他认识，于是大声道：“上帝啊，难道我还能骗你们？克留奇科夫老爷，请相信诚实的犹太人吧，没有啤酒啦！”
另一个哥萨克大叫道：“胡说，你这个犹太佬！”
“真的，克留奇科夫老爷！我已经说过啦。”
“你还是……”两名哥萨克大怒，正要冲过来揪住对方的衣领，就看见了面无表情看着自己的那名中国人，两人于是忍了下来，随即把手伸进裤兜掏出几枚铜币。
“给我们拿酒来！”
马尔托夫用小手指头把铜币压在手巴掌上，放下翻着的眼皮，摇摇晃晃的去了柜台后面，嘴里嘀咕道：“神气什么，不过是中国人的手下败将。”
两天后，由北海军军管会署名的一封告示贴在了城内的各处告示栏里，其内容立刻让叶尼塞斯克城内的犹太酿酒商，同时也是包税商人们大吃一惊：
一、取消沙俄统治时期所有专卖商品的包税模式，之前包税商人们拖欠的税款限一个月内缴清；二、每年用于酿酒的粮食不得超过当地农业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三、严禁走私粮食用于酿酒；四、所有开设的酒馆或是提供酒类的旅店，必须要向军管会申请“酒类专卖许可”。
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群包税商在看到布告后顿时就懵了，他们很清楚这份告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几个世纪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被剥夺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醒过味来，仅隔了一天，第二份告示出来了。
其内容是北海镇军管会将为愿意留下务农的犹太人提供国有土地，每户一百市亩，约合6.11俄亩。不过位置并不是在本地，而是在几百公里外的下乌金斯克和图伦地区。同时军管会还将提供从事农业生产的贷款。另外，北海镇还将开办中文教学的犹太学校，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
这种打一巴掌给一甜枣的政策，立刻就在本地犹太社团内引发争议，由此也将原本紧密的犹太社团分成了正统派和改革派。
前一个条令的出台，最终导致了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酿酒商们纷纷破产，他们原本兼营的高利贷生意再也无法维持。那些破产的犹太人有的离开了北海镇治下，回到了沙俄的领地，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或是转为手工业者，加剧了当地的行业竞争。
而后一个条令的出台，使那些原本贫苦的犹太人兴奋万分。从1791年的春天开始，大约有一千多个家庭、六千多名犹太人离开城镇，拖家带口的前往上述两个地点。
相较于之前定居的俄罗斯农民，犹太人几乎都不使用雇佣劳力，而他们的播种面积却比俄罗斯农民多一倍，跟那些从带清来的新移民一样的勤奋。
在1792年由民政部召开的西伯利亚地区农业博览会上，犹太人的畜牧养殖、林木栽培、谷物、烟草、桑蚕等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农业上的丰收和北海镇的政策，让这些人看到了摆脱贫困的方式，把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与这片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