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
为什么寒门涌现的高级管理人员越来越少了呢?
各节度使里面,寒门不超过三分之一。
知府层面更少于三分之一,到知县层次倒还算多了点儿。
但有一个领域寒门很多。
就是落马的人。
“占比特别高,而且很多都是因为一点小问题开始蔓延,成不治之症,这是个很令人心痛的事。”刘天官拿着调查报告很烦躁。
到处说要打通通道可通道好像越来越闭塞了。
问题出在哪?
这一次,关荫被围追堵截给了刘天官一点小提醒——有时候诱惑真的不是有些人能抵挡下的。
花钱收买那都是常规手段了。
威逼和利诱经常双管齐下,利诱关都过不了的占很大优势。
“穷怕了,奋斗不耐烦了,走捷径,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当然要被首先攻破。但更大的问题在于,随着认识的扩展,意志越来越不坚定了,意志不坚定,认识出问题,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自己清白就是个报国无门的异类,所以一狠心想拿的拿想贪的贪,被捕了,又想着是后台不过硬,靠山不打硬,这股歪风邪气越来越严重,问题就在于认识。”刘天官不无遗憾地想到,“当然,事实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但没有人去主动抵挡,很少人把这些事情当异类,反而觉着一心为公是异类了,问题自然大批出现了。”
解决的办法还是那个手段。
必须加强建设事宜。
“没有改变不了的环境,就看有没有决心改变环境。”刘天官跟侍郎们吩咐,“出一个报告,要公开地讲,不要偷偷摸摸,一定要形成一个认识,在内部流通,对外面公布,有问题,不要怕问题,这一次,关侍郎被一股资本和与资本勾结的力量针对了,他闯过来了,或者说压根没在乎,这是个特例,但他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你就拿我们吏部的主事甚至于侍郎比,有谁能有他的能量?所以这个要单独讲,别人要放一个课题讲,出一个文章,要不避讳谁,要让谁都能看得懂,要和三法司联合。”
一个侍郎有些担忧说:“就怕出了这样的文章反而更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讳疾忌医。”刘天官批评,“问题存在吗?大量的存在,解决问题了吗?一直在解决问题,社会上避讳谈内部教育,谈群众教育,你们怎么可以避讳呢?要是你们不来讲,我就要讲,请愿意讲的人讲,到时候你们可能有麻烦。要知道,吏部要是再加个侍郎,你们就得有个下去,要不你们抓阄谁滚下去?天黑给回答!”
谁疯了?
这事儿闹的挺大,老头儿们都知道了。
老景头从外头回来,把吏部的行为跟孙女婿通报了下。
你怎么看的?
“好事。”关荫正忙着调查那帮给他算命的憨批呢。
胆大了,敢找他宣讲这些东西呢。
这背后不是有人在支持,而是有一群人在支持。
是整容行业的脑洞,还是有一些人觉着他该信这些了啊?
关荫认为这不但是坏资本对他的攻势还是有些同僚对他的挑衅。
最起码,有几个礼司的人就比较活跃嘛。
“这是在宣扬中华文化?”关荫拿着礼部转发给他的关于有些礼司主事迅速出的对于此事的看法念叨。
如果这些人的认识真的是这样,那就该换人了。
如果他们是故意装作自己的认识是这样,那就要杀头了。
老景头看两眼,礼部要你出一篇文章呢。
“正好,跟吏部相呼应。”关荫当即拿出纸笔准备下手。
思虑再三他决定从古到今说起。
大泽乡一声狐狸叫,拉开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序幕。从陈胜吴广,到王匡王凤,可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这两股义军,总体可以看作敢为天下先,但脑子里没有做事业的思路,所以迅速亡了,所部不是为刘邦项羽这类的以当时的地主阶级瓜分,变成新王朝的中小地主阶级,就是在天下乱局中被各股势力消灭的一点也不剩。到后来,大贤良师一声喊爆发了黄巾起义,虽震撼了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也不免被迅速消灭,所部势力被以庄园宗族势力为主的诸侯势力瓜分殆尽。
这是我们吸取到的教训,要起来得有个思想。
再后来,有些影响力的古代农民起义也不过就是黄巢了。
黄巢是什么人?
本身就是科举文人,加之有私产,这样的人,的确可以拉起一支人马搞造反,造唐朝皇帝的反,也的确有了小半个天下。但这样的人,这样一群人,是造不起彻底的反的,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份子,如何能够脱离地主阶级的桎梏?他们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要分土地,要打土豪,结果自己先变成了维护土地分配模式的新土豪了,这和后来的方腊造反,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分配模式,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新拥有土地的人。
他们固然可以用口号打天下,但怎么能用口号打下天下呢?
我们也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
如果你光喊个口号,表面上做点文章。
你既打不下天下,也坐不得天下。
这就有个坐天下的思想。
再后来,洪武爷提剑出淮右,也依然没有改变旧有的造反的窠臼,没有光武中兴,国朝是难以延续的,这是史学界公认,我们也应该勇敢承认的事实。
这又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没有微风细雨的改进就必然有暴风骤雨的涤荡。
这不是外部因素所能起作用的,唯有内部因素才是推动这些造反的主要的动力。
再后来,上帝也来了,洪秀全的造反,无非是觉着中国的神仙不管用,所以把一外国老头拉过来,试图在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皮肤下,填充上自古以来陈胜吴广们的想法,黄巢的想法,仅此而已,他们改变不了固有的桎梏,所以也失败了。
这也说明外国人是救不了他们的,外国的老头也是救不了他们的。
所有的手段都试过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符合我们的方式呢?
有的,李闯王就是比较有可能实现的一个。
写到这里,关荫忍不住询问。
“陈胜吴广到李闯王,他们有多少共同性呢?”他回答,“有的,而且还不少,但总体算来就是一个,悲剧。”
关荫说:“这个悲剧的根源是经济基础,而外在表现则是……”